爱国伤人

北洋军阀混战军阀太太却一起打麻将(20100607)

无耻的体重 — Tue, 08 Jun 2010 10:09:45 +0800

主持人：窦文涛

嘉宾：张鸣

简　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费时五年写出的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打捞了以往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五四史实，提出了审视北洋时代的新视角。张鸣表示，过去常常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结合在一起看，但加以反思，他认为研究五四不能仅从文化入手。本期节目张鸣与查建英将讨论北洋军阀的历史种种。

主持人：窦文涛

嘉宾：张鸣

物质社会使婚姻有“合法卖淫”性质 (20100604)

无耻的体重 — Sun, 06 Jun 2010 19:32:26 +0800

凤凰卫视6月4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叶檀，经济女侠，首先请教你两个问题。

叶檀：说。

窦文涛：房产税要不要开征？

叶檀：我最近这个问题听得太多了。

窦文涛：征不征啊？

叶檀：我认为一定会出台，一定。

许子东：现在好像上海要做试点。

叶檀：上海做试点，如果不出台，中国经济就完了，那就不是房地产完了的问题，只要还有一点脑子就应该出台。

窦文涛：我就不明白了，好比说给我爸爸妈妈买一套房子，我不是炒房的？

叶檀：那没关系，因为你父母的房子在你父母名下，跟你是两个家庭。

窦文涛：没有，我父母房子在我名下，我爸爸妈妈说，我在给他们买房子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说，说我们百年之后，还麻烦，干脆都算在你的名字上？

叶檀：没关系啊，它是按照家庭分的，按照现在的版本是，每一个成员有70平米，你们三口人的话，210平米还不够住啊，够了。

许子东：窦文涛一听，心里一寒，一算自己的面积，是不是心中一寒啊？

叶檀：他是大地主。

窦文涛：我跟你讲，最近任志强任大炮批评我们媒体，我认为也应该自我检讨一下，现在是八卦小报的报导手法，我们现在都用这个手法来报导，你看他说，穿靴戴帽炒名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发改委一个研究人员说的，给人感觉像是发改委说的。然后，掐头去尾炒雷言，就是说断章取义。再有一个是捏造事实，炒概念，就是说现在媒体也是瞎忽悠，为了销量。但是他说的就是最近房产税的事，一会儿一个研究所的，是财政部还是研究所说征，那个研究所的学者又不征，说三年以内征，三年以外不征，然后发改委出来正式否认，都是胡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叶檀：基本上是个照妖镜。

许子东：你把她当成发改委的人。

窦文涛：你是哪个研究人员？

叶檀：现在特别搞笑的是连财政部里边的态度都不一样，同样是财政部研究所的，贾康说要征，但是刘尚希态度比较安耐一点，包括刚才你说按的是发改委的黄汉权，他说了之后，人家就以为是发改委说的，结果当天股市“哗”大涨了。

许子东：就说三年不会出台。

叶檀：对，三年不会出台，结果后来他自己出来辟谣，不光发改委出来辟谣，他自己出来辟谣，他说我是研究工业经济、产业经济的，我怎么会说房地产呢？

许子东：但是所有这些信息进一步推颁布的情况，说明这个政策背后牵涉巨大的利益关系，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你出台房产税，很明显一个道理，肯定会损害现在社会上比较占有社会地位优势的这一部分社会阶层人的利益。因为第一你要清，你首先要算，现在有一个统计说，上海每户平均有三套房子，不知道这个准不准？

窦文涛：上海人这么富。

许子东：不知道准不准，但是我想你如果到了中产以上的，干部层面，比方说局级干部以上的，或者是教授以上的，或者做生意的，你去算，有几套房子不出奇的。这样的话，本来是一笔糊涂账，你现在要征税的话，至少要把它搞清楚，搞清楚就很糊涂的一件事情。

窦文涛：你怎么执行，我是听到一个说法，说上海相应这种调查核数师大概也就一千多人，他们真要挨家挨户去查，十年。

叶檀：说是这么说，房产税是照妖镜，基本上手上有两套以上房子的都反对，只要是现在大学生，没买房子的都支持，或者是全国人都支持，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刚才文涛说的不对。

窦文涛：怎么讲？

叶檀：文涛说的不对，是这样子，它是有两种征税方式，一种按照市场评估价，我找一些评估师，然后去评估今年你的房子市场价格是多少的，然后我来额定税率，你来交。还有一种，你根本不用评估，怎么说呢？你比如说你套现的时候，我来征你的税，你平时放在那儿，你现在已有的房产，我不管，但是还在你名下，但是你还要去买房产，或者你套现了，这时候你房产就开始变动了，你资本套现了，一套套一百万，这时候我来征你的税。

许子东：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但是现在还没定论。假定说按照你讲的前面那种方法，对很多人就是恶梦，他们现在说是0.8%。换句话说，假定说现在有窦文涛教授，他一个月赚一万多块钱，他若干年前花了一百多万，买了一百多套平方米的房子，这个对口吧，可是到现在，他这个房子市价可能值五百万了，他还住在那里，为这个房子，他将来每年要付四万块钱，他一个月一万块钱，他要额外付三千多块钱，为了这个房子的税，你不是给老百姓找灾难吗？
叶檀：那你就把多余的房子给抛掉，刚好挤压房地产泡沫，有什么不好？

许子东：为什么叫多余的房子呢，有的人希望面积大一点，比方说他是画家，他希望房间面积大一点。

窦文涛：画室。

许子东：比如说是个跳舞的人，或者这个人能力很大，或者说他的工作能力贡献也很大，凭什么被你们剥夺权利呢？

叶檀：没有剥夺，是这样子，你占用的资源多，你缴纳的税收也就多，这是肯定的。第一如果按照现在来说，三口之家，210平米，你已经可以去买别墅了，你还包括一个小花园，小花园是不算面积的。

许子东：三口之家，200平不用交税？

叶檀：不用交税，这个已经很宽松了，跟穷人是没有关系。

许子东：什么逻辑，什么叫很宽松，国家有什么权利对老百姓，说给你们派定什么东西，然后就说宽松，这不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吗？

叶檀：这怎么回到老路，这个绝对不对，你占用的资源，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富人，你有一个豪宅，你是穷人，你买了一个普通的商品房，这时候你有豪宅的人多交占用税，有什么不对，没有任何不对啊？

许子东：对，如果说任何人都交，那就是一律公平的。可是在中国，它不能让任何人都交，它要保障你的第一套不交，它要多少面积不交，这里边学问就来了，怎么算第一套，第一套是五十还是一百，郊区还是市中心，整个统计的工作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个人财产，在所有西方国家交物业税，是因为我们我有个人财产，这块儿地是我的，任何人不能动，现在我只是租用一个房子，租用若干年，你凭什么还叫我额外交税。

窦文涛：许老师急了，许老师房子多。

叶檀：可见你有很多套房子。

许子东：跟我毫无相关，确实跟社会公平原理，现在最忌的是某些人为了自己的政绩，随意修改法案，来达到一时的社会效果，这是大忌讳。

窦文涛：我是见到潘石屹说了，说拿日本举子，说这要一开征，日本的房子一下跌到现在都缓不过来。

叶檀：这个跟它的征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日本主要是一个货币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英国，一直有税的，美国也一直有物业税的。

许子东：可是那是人家的私人财产，我们没有私人财产。

叶檀：房价照样在上升，因为它的税率比较低，或者是相对固定，然后你的货币很大的话，房价还是会上涨，所以我认为房产税出台之后，有可能如果是税率比较低，而且是固定的，有可能对于房地产市场冲击不会太大，但是刚才说的公平问题，我一定要说这个事情，现在当然是一个绕墙的做法。

许子东：修改法律来满足一部分的政绩。

叶檀：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为财富最主要的分配渠道的情况下，对于拥有几套房的人，不管是征收物业税，征收房产税，或者是征收资本税，我觉得都是应该的。

许子东：但是问题是你在于技术上怎么处理，而且他们没有个人财产？

叶檀：你刚才说的是门槛，你想个人所得税，有的人很多灰色收入，但是工资一点点，他税率就很低，但是房地产，除非国税局或者房管部门不作为，为什么？我们的房地产你在同一个城市，现在全国不能联网，但是只要在同一个城市，你交易的，都有交易记录的。

窦文涛：我现在看人家说，说打击不了炒房客，打击了消费者，要征税房产税的话。

许子东：而且国家一下子收了这么多钱，它们干什么，还不拿出来造房子？

叶檀：它收的不多，我们核算过。

许子东：还没收，你怎么知道收得不多？

叶檀：就是按照现在的版本来说，收的是无法弥补它的土地收入这一块儿的空缺，因为它一旦收了之后，我们就预计市场会下降，市场下降之后，它的土地这一块儿就卖不出去，最近上海的几块地，已经是底价成交了，有几块儿地卖不出去了，它这一块是弥补不上去的。

窦文涛：你像任志强那个意思就是说，本来应该通过增加供应解决的问题，但是用税收方式解决他不同意。

叶檀：任志强，当然了。

窦文涛：你也扔鞋是吗？说，任志强怎么了？

叶檀：我就知道你存着坏心眼，逼着我说出来。

窦文涛：没有。

叶檀：其实他说的供应关系，这个在房地产投资品是不存在的，我们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2008年底的时候，当时都说房地产市场，因为当时说没有成交量，房地产价格很低，你们还记得吗？一直到2009年4月，当时所有人都不买子，开发商也不造房子，但是那时候会觉得市面上到处是房子，你们现在是不是接到中介电话特别多。为什么？他们投资量也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前一个月还供不应求呢，现在突然的供大于求了，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人口变了吗？房地产的突然多出几千万套了吗？没有啊。为什么现在就供过于求了呢？不是供求关系的问题，而是说是一个投资品的问题，你比如说我预计，它不收税，然后这个货币非常多，这时候像咱们看一看，实在也没什么好投的，投到股市里边去，现在套牢，套得这么死，这时候我有两套房子，我就想，再买两套吧。
许子东：所以我明白的意思，你认为房地产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主要并不是因为供不应求？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把它作为主要的投资手段。所以才把它炒上去的，然后政府卖地，政府受益，然后拉动其他的工业，这是不是因素呢？

叶檀：这个当然是因素，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政府是有利的，哪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政府是靠卖地来维持自己生存的？

窦文涛：我觉得我文化水平也不能算太低，但是你讲的事情，我都不大能理解。我想我代表一种人，直接面对的就是高房价，像你刚才讲的什么三口之家，我想他得能组成三口，现在你们上海的问题，听说是三口很难组成。因为丈母娘刚性需求，你知道嘛，那天我看一个记者跟韩寒的对话，问韩寒，像现在上海的房价，你买得起房吗？他说我买不起，大概是说给贷款才能买，你要是碰见一个女孩，说上海女孩都这样，你得买房，你要不买房，不给你结婚，你怎么办？韩寒说，就两个字，滚蛋。我觉得这也好，不惯着他们这个毛病，可是我返回头想，这也是个条件。咱们跟女孩说滚蛋之前，恐怕女孩跟咱们说滚蛋吧。

你知道嘛，你们两个都是上海人，我最近老在琢磨一个事，关于上海妈妈，上海丈母娘，我是听到很多传说，当然不都是，全国妈妈可能都这样，但是上海妈妈比较倒霉，咱们就命名为上海妈妈。这家伙，咱们也听说这种故事，把女儿当摇钱树，或者是某个台湾商人，在上海包了一个二奶，最后发现，得包下整个家族的财政问题。整个这一种，其实我现在觉得，我充分理解，完全同情，我倒不觉得说女孩嫁给房子，嫁给车，还是嫁给什么，我觉得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她要是不幸福，等她撞了墙，她自己回头，事实上我是觉得，日子确实过得很艰难，我觉得我很理解，你不要说女孩多现实，日子艰难吧。

许子东：OK，年轻人想要有房子，可以结婚，任何时代都这样，但是问题现在的误区在这里，政府要解决的是住房难，政府不应该包一下责任来解决老百姓买房难，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任何国家凡是房产是私有制的，它不能保证80、90%的人都能买到房子，你说香港最简单，我们交税在95%以上，可是大学的老师都买不起房子，在香港，没有人因此觉得香港的社会是非常坏的，大家还是尊重这个社会结构，就是说什么呢？政府应该把在房子方面赚的钱，拿来想办法解决另外50%，他们住不到房子，你政府有责任，他们买不到房子，你们政府别揽这个责任。

窦文涛：我给你讲，人家聊什么，那个经济适用房，有些地方一建两百多平米，而且最近发现，你公务员拿的经济适用房，又拿出卖。

许子东：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你腐败，总是把任何事情都搞坏的。

叶檀：这是最糟糕的事情，确实是这样，如果说它有一个公屋，或者是租屋之类的，如果能够住进去，那没有问题，关键是我们很少，你又申请不到，这时候我是比较同情这些女孩子，说不定我是个恶丈母娘，我没有女儿，如果我有的话，我也是恶丈母娘，为什么？我会想，你看房价节节上升，你要租的话，他可以随时把你赶出去，因为对租的人，没有保障的。

许子东：不能这样说。

窦文涛：所以我觉得他们说这个。

许子东：不能歧视租房的。

叶檀：我不是歧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他没有任何的保障性，随时可以，他看见租金涨了，房东就把你赶出去了。

许子东：对，但是很多国家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不代表人人都要买房，你刚才讲，因为租房会碰到困难，当然会碰到困难，但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都有一半的人在租房。

叶檀：你说的没错。

许子东：不能因为有官员贪污，住房有困难，你就把租房这条，在整个房产里边排除掉。

叶檀：我没有任何排除租房的意思，我是说租房应该是大发展的。

许子东：可是你说现在十几岁二十来岁的人都在想买房，这是中国目前的需大于求。

窦文涛：因为我们生活感受是朝不保夕。我看北京堵车，我们就能发现咱们中国人生活感受，就是这种你争我抢，朝不保夕。

叶檀：不是，是他们的父母想买房，你比如说十几岁，大学刚毕业，他们父母真的想买房。

许子东：帮他们买房子是吗？

叶檀：我上次碰到年轻女大学生，刚毕业出来工作，他们就愿意说跟男朋友一起打拼，去买一套房子，等到有钱再买房子。但是如果说房价不下来的话，他的父母肯定就会想，你现在是一个月可以存五千块钱，到时候你一个月存五千块钱，你省吃俭用的话。

许子东：这是个普通的社会现象。所以我在讲，你不要说上海妈妈，我听到很多传说，我觉得大概上海人跟香港人一样，他比较早进入商业，他也许他知道投资，他比较懂得投资的概念？

其实各地都一样，不但是上海。中国普遍都在走向城市化，所以这个问题很普遍。

窦文涛：很多人在批评这么一个观念，可是我这么觉得，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所以他们说婚外恋不道德，但是许多婚姻你也不道德。再说伯特兰·罗素说，他早就说，说现在很多女孩子，已经把你能给我提供一个什么样物质生活标准，当成了一个择偶的条件，你比方说女孩最能问的就是，你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罗素就说，这就意味着当代的婚姻已经有了一种合法卖淫的性质，可是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都很好，但是落实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我觉得国家太拥挤，人太多，压力太大。

许子东：能解决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窦文涛：人嫁得好和坏，没有哪个女孩是傻子，女孩嫁得好和坏，这个生活境况，差距是大家都看得见，你不要指责她把它当成改善物质生活的手段。

叶檀：文涛，我必须为女孩子说两句话，其实你现在社会上对女孩子是两种要求标准，一方面你要求她独立，如果是这个社会女性都是独立的。

许子东：女的都又受不了。

叶檀：男的又受不了，他又要求女性小鸟依人，温柔娴熟。如果温柔娴熟，你必须给她一个窝，要不然她是做不到温柔娴熟，小鸟依人的，她连树枝都没有，她依到哪儿去。

许子东：他们说男的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做爱，女的一定要有空间。

窦文涛：得有鸟窝，有鸟巢才能有水立方。所以女的要有鸟窝，这是很可以理解。

叶檀：我换个词好不好，叫什么凤巢之类的？

窦文涛：对，凤换巢。

许子东：现在的问题是凤巢要收房产税。

窦文涛：不是，我就是说，我担心的问题不是这个，我是说，如果到最后说，我们不惯着女孩子这个毛病，互相都说滚蛋，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光棍，这是真的，很多女大学生，你没有房子就是不嫁给你，出现很多光棍。出现很多光棍，我就说这很危险，因为什么呢？咱们看过美国专门的研究，历史上每当光棍出现的时候，不能找老婆的男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组成匪帮，比如说引证当年太平天国大体同时的捻军，捻军就是历史上最大的光棍集团。

许子东：我明白你的意思，为了避免光棍造反，就要给他们找女人，为了给他们找女人，就需要有房子，你只要调控房价。

窦文涛：这个捻军眼下已然出现了，但是他们是改换头面，他们在网上匿名的集结。

许子东：然后就主要攻击任志强。

叶檀：在月黑风高之夜，向任志强扔鞋子。

窦文涛：叶檀，你也是女的，我就觉得，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她外国男朋友结婚，我就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状况，本来这个婚姻，他们很多年前相识，但是他们两个人经济都独立，真的是稚气相投，两口子都爱玩，然后就这样交往，偶然到了有那么一天，咱们结婚吧，水到渠成就结婚了，我觉得这个是。但是现在另一种情况是，我们老感觉这个女孩怎么就怀揣着一些条件，你能不能满足，能满足条件，我就跟你。

许子东：房产证。

窦文涛：对，他不能满足，我就不跟他，你能吗，你觉得这个对吗？

叶檀：我不知道，因为这些女孩子，我能够同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因此你知道，其实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社会上，女性一直是一个，虽然我是女性，但是独立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是附属的角色，所以你娶一个老婆的时候，娶一个太太的时候，你娶的她们一家子。

窦文涛：没错，我跟你讲，我觉得不能真的是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很多时候讲西方那种独立，中国女孩不是这样的，背后一大家子呢？

叶檀：对，小姨子来找你了，我有点什么困难，你是不是帮帮忙，或者她们七大姑，八大姨都过来了，然后她还有个攀比，比如说北京胡同里边，什么张家的闺女怎么怎么样，我们李家怎么怎么样，肯定是这样子。

许子东：所以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这个房地产税，原则上我们是同意的，赞成的，劫富济贫的，但是实际上施行起来有技术难度。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 (20100603)

无耻的体重 — Sat, 05 Jun 2010 22:51:14 +0800

凤凰卫视6月3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许老师，叶檀来了，我是满怀愧疚的迎来咱们叶檀，自个儿买机票来的。我跟你讲，中国有很多不按照市场规则办的事，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你说我们就是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人家说做了十二年，说我多牛，其实这是外行话，我教你怎么看，我教观众怎么看这个节目。像这种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坐了十二年，比起那些个兵强马壮的，不断膨胀的节目，你能看出什么内行话，你能看出我是个老实人，你明白吗？在资源竞争，资源争夺战中，咱们不抢啊。

叶檀：所以人家光看你的脸，是看不透你的内心的，是吧。

窦文涛：没错，这是多老实的人，我说给嘉宾该给人家的钱，也给的很少一点钱。

许子东：你等下帮她做一些广告。

窦文涛：没错，我是有良心的，我没办法，我只有说给嘉宾打打书的广告，人家叶檀出书了，《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这个书未来将来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人买一千本就可以了。

许子东：行，以后谁要宣传书，就自费来我们节目。

窦文涛：没错，很抱歉。

叶檀：这我倒是没想到。

窦文涛：但是叶檀你得这么想，咱们来交朋友，咱们不谈钱，谈钱多俗啊。

叶檀：你就不知道我是个大俗人。

窦文涛：我给你讲讲大俗人关心什么事啊，就跟钱有关的事，我最近请叶檀来，关联到一句话，叫做什么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我给你们看看这个新闻，咱们得特别表明，首先咱们得祝贺我们中石油。全球五百强，中石油市值第一名，Number one，超过了埃克森，高出130多亿美元，微软才名列第三，然后咱们中国工商银行紧随其后，前十名，五百强前十名企业里，已经有几家中国的了？

叶檀：三家。

窦文涛：三家，这么一个振奋民族信心的好消息。

许子东：咱们终于活到了这一天。

窦文涛：按说老华人们应该热泪盈眶，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可是我不明白了，为什么在网上，80%的中国人采取一种嘲笑、贬斥、辱骂的态度呢？我跟你讲，咱们有个算术题，说美国的油，他们换算了一下，5.03元人民币一升，比咱们还便宜。我给你讲这个，两个网站，被顶得最高的两个帖子是这样的原文，说中石油拿第一，“国家的悲剧，都是垄断惹的祸，赚的都是国人的钱”。另一个是，“那个年代，我们一定会为此感到光荣、骄傲，世界第一啊！现在怎么却除了愤怒就是恶心呢”。

叶檀：卖国贼太多了。

窦文涛：怎么这么不为中华民族而骄傲自豪呢，这个叶檀说说内行话。

叶檀：我也是，我看了中石油第一之后，觉得心里真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你看看，如果说第一的话，起码大家要高兴的话，得受到实际的利益才能高兴，第一油价下降了，你有钱，你油价下降，我们现在油价比140多块钱的时候还高。

窦文涛：这两天不是说降一点吗？

叶檀：没有，降了几毛钱，降了两三毛钱。

许子东：油升得快，降得慢。

叶檀：对。

窦文涛：人家都说了，你很难不拿第一，国际油价涨的时候，你跟着涨，国际油价跌的时候，你就不跌，你能不拿第一吗？

叶檀：这个是第一个，油价是这样的，天然气又涨了，中石油又多140多亿，就因为天然气同时涨价，油价是跌了。再加上你说它分红也分的少，套住这些股民，起码所有股民没有一个不骂它的，你想想看，光骂就被口水淹死了。再加上它到现在为止，分红都很少，尤其是国内这部分的分红，特别特别少，巴菲特倒是赚了几百亿港币，其他人，国内股民都是被套的。

窦文涛：他们说中石油的股票，外国人炒倒还赚钱，中国人全给套牢。

叶檀：所以说真正崇洋媚外，我们不是不为中石油自豪，真正崇洋媚外的真是中石油，很多人都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人就见不得国有企业好，就见不得国家好，他的意思是太反动。其实也不是，你想想看中石油上市之后，90年代初，油价多低啊，这时候你应该到国外去买原油，人家巴不得把原油卖给你呢，但是它这时候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它这回到国内了，然后把所有的民营油企全都赶出去了，最后成品油垄断了。

窦文涛：原来还有民营油企呢？

叶檀：进口油当时是可以进口的，是有牌照的民营油企，结果它们一来说，这个不行了，这样我们跟国外就没办法谈判，必须要赶出去，然后赶出去了。

窦文涛：所以你知道，她说这个，我想起一个什么，最近我看见石康写一个博客，讲新《三国》热播，他觉得电视剧不错，但是他由此感觉到中国人爱看这个电视剧，几千年来在搞权谋，他就说，说你看西方是人对物质，我们鼓励发明创造，然后真的为全人类创造了价值，增值大家分享，中国人你这么多年，你三国刘备也好，曹操也好，不外乎都是一个篮子里面，你们争权，把你的拿到我这儿，把我的拿到我这儿，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么多年，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您是说您高明，咱们佩服您，发了财，不是，你就是争特权，你拿到特权，钱就是你的，别人没份。

许子东：但是问题又回到刚才的问题，钱是国家的，你能反对吗？

叶檀：不，钱也不全是国家的。

许子东：以国家的名义，对不对？

叶檀：一个是国家表面上拿到钱了，但是还有一块儿，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这种去收购加油站的时候，很多这种内部人事先办了加油站，然后你就去高价收购它，结果你中石油、中石化的钱到哪儿去了？

许子东：叶檀也办一个油站。

叶檀：我很想办，找不到渠道。

窦文涛：你看咱们这个民族，这个争，像我刚才说的电视节目，也都是资源争夺战，你有本事你创作一个节目形式，或者你创作一个东西，你带来了新的价值，不是，比如说就这么多钱，大家抢吧，耍流氓也好，耍阴的也好，搞阴谋也好，反正这一块儿，拿到我这儿来，我一方独大。

许子东：所以前五强，我佩服的是微软，其实现在苹果超过微软，最新统计，苹果的市值超过微软，你看你埃克森也好，其他也好，你是能源，人家是创造了一个科技，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虽然它也赚钱，还赚到私人手里，但是它也做慈善，但是它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它那个油是垄断，没办法。

窦文涛：对，你争权的话，人家说国企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既然这样的话，权利属于人民，对吧。

许子东：主要大家比较不开心的是它主要拿来的对象还是在中国老百姓，油价贵都是我们在捐上去嘛，你加油的人，中国的油比美国贵，这个我始终想不通。

窦文涛：对。

叶檀：比美国贵是可以想像的。

许子东：为什么呢？

叶檀：因为美国油里面的税是很低的。

许子东：为什么我们要给那么高的税呢？

叶檀：我们就是靠油吃饭的，我给你说，现在靠几个东西吃饭，第一是靠土地吃饭，对不对，我说的是政府。

许子东：对，政府卖地。

叶檀：接下来靠央企吃饭，央企里面靠什么？烟草、油这些东西。

窦文涛：对，最近我还听说烟草方面传出一个新闻，你发现没有，就说中国的男性吸烟已经到了百分之六七十，没有什么市场拓展空间了，下一步主要是忽悠中国的女性抽烟，只有这样，我们烟草业才能再增值。

叶檀：我们应该去呐喊一下。

许子东：我给你讲，烟草课重税有道义的理由，它说为了健康原因，像香港，像欧洲、日本在油课重税，它有它道义的理由，因为它地方小，它发展公共交通为主，所以它不鼓励你开车，所以香港的油特别贵，欧洲也贵，日本也贵。美国跟中国的油是基本生活用品，基本上跟粮食一样的东西，美国人到处侵略，为的就是它老百姓可以用便宜的油。

窦文涛：咱们中国爱好和平，咱们哪能侵略呢？

许子东：所以说中国老百姓都付钱。

窦文涛：侵略咱自己了。

许自动：完全侵略自己，现在才明白扩大内需。

窦文涛：中国人民忍辱负重，了不起。

窦文涛：所以我就讲，中国的竞争变得让我觉得很低级的一种竞争，就这几个鸡蛋，要不是我的，要不是你的，变成这种竞争。

叶檀：你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什么是理想状态？我们现在还是在穿着树叶子，在树叶里面跑，基本上是这个时代。你就拿石油是一个部分，我们说铁矿石好了，铁矿石到最后，我觉得简直是一个拆白党的故事。

窦文涛：什么叫拆白党？

许子东：什么意思？

叶檀：你比如说铁矿石跟人家谈判，给打的鼻青脸肿的，输掉了，回来。

窦文涛：还抓了几个间谍。

叶檀：对，抓了几个间谍。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会谈到这样子？它有进口权的企业，它就可以拿长协价，长协价就便宜，我拿了长协价之后，很多企业是拿不到长协价的，没有进口许可。然后这些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就批发给这些企业。所以铁矿石价格越高，中国的有一些企业巴不得，更开心，为什么呢？中间赚的差价更多。

许子东：批判买办。

叶檀：我们以为这些老外是买办，其实现在买办基本做得炉火纯青的都是黄的。

窦文涛：是吗，而且过去你们上海人做买办的多嘛。

叶檀：上海人特别多，但是现在上海人不灵了，为什么？现在做买办要权利的，要不然这个进口，这个批发许可谁给人。

许子东：什么人的什么人。

叶檀：对。

窦文涛：我有一个双重逻辑，我最早，咱们说私企，我最早还是那种人家赚的钱是人家自己的，你也别眼红，到后来我有所发现，我发现你做得太大了以后，确实你对社会有一种责任。双重逻辑的第二重，况且你还不是私企，你是国企，是国家的权利，国家的资源弄出这么大一个盘子，一个利润。我给你讲，咱们学习学习，美国其实挺雷锋的，他们给我拿来一个什么呢？洛克菲勒，当年的美国企业大王，洛克菲勒是什么人？我觉得人家企业家的认识，人家尚且还不是国企。人家企业家的认识，我认为赚钱的能力，是上帝赐予我的一种能力，我的任务就是拼命的赚钱。但是我赚到钱之后，我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你看他说的，我相信赚钱能力是上帝给的，我相信我的职责就是赚钱，这是洛克菲勒1872年写的日记。然后听从良心的差遣，用我所赚的钱为我的同胞的利益服务。

你看他这个日记写的特别好，1884年10月7号，洛克菲勒的日记，我从来都对纵情享乐毫无兴趣，我们一家人都不社交活动，我讨厌招摇撞骗和夸耀。我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标准石油公司，都给了上帝。你看他的日记，我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对得起为人的良心，都要对得起上帝得恩宠，以低廉的价格给人类带去光明，我认为这是上帝给我的责任，我始终不能忘记，你瞧洛克菲勒说的，我始终不能忘记多年前，当我在油井看到油井钻出油的时候，那个石油从地下咕咚涌出的时候，我心里突然划过像闪电一般的一个念头，这是穷人的光明。

这是穷人的光明，打那儿以后，我这个念头就念念不忘，我相信是上帝让我把这个礼物带给大众。然后你看，他就说那些享受，什么抽雪茄，什么生活奢华，在我看来，都是罪恶，上帝给我钱是为了让我造福人类，然后甚至于说他的一个儿子想去贿赂客户，他说约翰，如果帮了这个人的话，就相当于对自己公司的盗窃行为，就违背了我诚实做人的原则，这是美国企业大王。

叶檀：你说的是洛克菲勒的日记，我怎么听着像雷锋日记。

窦文涛：没错，我就说人家尚且是私人嘛。

许子东：但是当他说这是穷人的光明这句话是一个富人说的，洛克菲勒是典型的富人，他在纽约市中心的洛克菲勒中心，最大的大楼是他的，他很彻底。可是你要想想中国的洛克菲勒就惨了，他也赚这么多钱，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我们讲的中国这些高层，他也赚这么多钱，也通过他的策划，者花了很多生命投进去，可这个钱不是他的，是国家的，他拿不到这些巨资，他要拿得悄悄的拿，得变着法子通过媳妇儿的弟弟，多窝囊，他不能公开的说，上帝给我的权利，我赚这个钱，他没有可以说我拥有。

窦文涛：你说这个，还让我联想起一个，我刚才讲的问题，为什么咱们不能共同为人类的财富增值创造新的价值呢？他们有人跟我讲这个，就说国企你让它发明创造，它的动力是不足的，你比如说一个家族企业，它得为他的儿子孙子着想，它要有所发明创造。

许子东：至少是他自己的，这点很确定。

窦文涛：不说别的，就说伟哥，这得付出多钱，最后未必成功，这个投下的钱有可能打水漂。

许子东：中国的制度下是什么，你在这个企业可能做得非常好，可能做得不怎么样，明天突然一下子，你就到某一个市去做副市长，你就到政协去做副主席了，你的上下升迁跟你赚的钱不一定有关系。

叶檀：反过来说，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副市长，或者我们的副部长跟石油老总是等价的，他是有一个等价的关系存在的。

许子东：你能想像出洛克菲勒说我不做了，我去做纽约市长了。

窦文涛：美国原来通用的一个人，后来当了什么国防部长。

叶檀：这个是有。

许子东：但是你要进入它的专业系统，不是你随便调过去的。

叶檀：它不是情调，不是这个概念，比如说高盛的保尔森要他去当美国财长了，这时候，第一高盛这边他彻底脱节了，这二他所有高盛的股票都必须卖掉，他没有任何的牵连，然后宣誓之后，你获得认可，政府国会的认可，你成为财长，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像我们这儿，一纸调令，你就从一个企业家成为官员了。

许子东：当你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你替他的角度去想想，当你看这么大一个公司的高层，他调到一个地方做副市长，可能会将来继续往上，或者政协秘书长，就次就完了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窦文涛：你说大公司，我还举美国的例子，你刚才说，让我想起，我忘了福特，还是谁，美国的一个大汽车公司，也是他的老总，做国家的一个部长，当然是脱清关系，但是有人仍然要问，你如果遇到你的一个决策，跟你的福特公司利益有关的话，你如何决策，这个人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对福特有好处的，也一定对美国有好处，这个东西也反应了大企业家对他做到这么大一个企业的追求的一种认识，就是说富可敌国的大企业，你的价值取向是不是也跟国家人民的利益有利的。

叶檀：其实是未必有利的，就像我们刚才你文涛所说的是受到质疑的，你比如说洛克菲勒在日记里边说的这么动听，他是新教伦理的典型体现，这么好的一个人。

窦文涛：他有信仰。

叶檀：但是他仍然受到质疑，标准石油受到质疑很多的，太多了，你要说这些大企业，所有的加入美国政府的这些金融家，受到质疑特别大，我刚才说的保尔森，现在受到质疑多少，大家都怀疑他在为高盛谋利。

窦文涛：你说到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阴暗面，这人在日记里头，你知道吗？他反应了更重要一个问题，一个更阴暗的问题，有些时候叫形势逼人强，或者有时候，人叫行隔世纪，比如说一个国企的老总，我也见过，包括你看有的贪官，你发现没有，他有时候也是真心实意的觉得，我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出来的事情就饱受质疑，这也是一个人的内心信念，和实际干出事情间的很大的差距。

许子东：其实英国人早就想出一套办法了，就是叫利益冲突，其实这个现在在很多地方，中国将来接下来我觉得这一条是一定要推广的，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在香港很规范的，一张表，你今天要讲中石油，你得先写下你跟中石油有没有利益冲突，你有没有利益关系，你没有利益关系，你才能做这件事情。

窦文涛：我必须写下叶檀这本书卖多少钱，也不会分我一分钱。

许子东：对。

窦文涛：叶老师。

叶檀：刚才我说它也不是利润，最气人的是什么，它老跟你说我盈利有多好，我未来成长前景有多好，画一个一个蓝图给你，给你很多空间发展，结果真分钱的时候，你发觉怎么也不分给你，不光是中石油。

窦文涛：亏损吗，我记得过去中石油老说亏损？

叶檀：中石油一直是盈利的，它只是告诉你说，我的炼油板块是亏损的，但是盈利的这部分，比如说我说天然气是盈利，他就不说了，那个是盈利的，比如说勘探、采那部分是盈利，他也不告诉你，我盈利多少，你去看我的报表，我盈利很多，但是你让我分，对不起我亏损的很厉害，我承担太多的国家责任了。

窦文涛：你觉得他现在承担了什么国家责任？

叶檀：很多人在我文章后面给我留言说，你看看你说我们招的人那么多，我们起到了就业的责任，我们为地方的政府服务，我们是经济的中流砥柱，一系列的东西。

许子东：油是工业社会的血液，当然我们国家要储存一定的油，为了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大的石油公司对国家的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

叶檀：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不是看他说多少，而是说我如果换一种方式，我有多大的发展，我到西部地区去，比如说那些大的金属企业，他就是自己很富，当地政府又不富，当地民众又不富的，因为它资源税很少的，也不交给地方的政府的，当地人是穷的要死。

窦文涛：我现在听到的，有两种激烈对立的看法，一种看法还真是像你的留帖里面说的，树大招风，中国人现在有一种抱怨的文化，当然中石油中石化是个儿大的，能怎么抱怨，怎么抱怨，脏水都泼到它头上。实际上什么它们也不容易，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允许有一个过程，这是一种。但是另一种意见就是说，绝不说这种话，因为不是说抱怨的问题，而是谁都知道现在社会存在巨大的不公平，连总理都承认，巨大的不公平面前，你不能说你这个人怎么能像怨妇一样，其他人有没有平等机会，如果说其他人都有平等机会，大家这么怨，可以说你怎么这么爱抱怨。

许子东：你刚才讲两个都有道理，抱怨，凡是网络上，你是有钱的就要被人骂，你是做官的就要被人骂，你是少数人就要被人骂，这是网络的三大基本原则，正好符合了这三个原则，所以被人骂。但是你说后面的意见也道理，它代表了现在官跟商之间的天然结合，当然社会矛盾就结合在里面了。

叶檀：但是现在连怨妇都不能当了，真的有这种案例的，怨妇都当不了。

绿豆涨价是张悟本忽悠的(20100602)

无耻的体重 — Thu, 03 Jun 2010 23:13:27 +0800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那天咱们谈了张悟本之后，政府马上就行动了，一查，原来什么身份都是假的，许老师，知道张悟本吗？

许子东：什么喝绿豆汤的。

窦文涛：喝绿豆汤，今日北京各大医院发现，有些人反应身体发凉，血压降低，“哗”一下子来了，来了之后，医生说怎么回事呢？一问都是喝绿豆汤，开头医生还没注意，到后来看见报导，医生才发现全是张悟本教的，几十斤，几十斤的喝绿豆汤，所以现在一查出来，这又是一个忽悠，一个大忽悠。但是人家讲了最近农产品价格异常，大蒜、绿豆价格异常，总理都惊动了，总理着急了，各个部门，你们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人说最近是因为气温的原因，中东部地区气温低温，西南大旱，就说不是这个原因，还有人说楼市低迷，股市怎么着，还有人说社会上有游资在炒作，互相推诿，最后推、推、推，要说大蒜可以理解，绿豆就是张悟本闹的，他忽悠人喝绿豆汤。

许子东：还有《松针革命》听过没有？

窦文涛：我听过这么一事。

查建英：松针革命？

许子东：有本书叫做《松针革命》，前两天碰到张炜，写了四百五十万字长篇小说的山东作协主席张炜，他已经喝六年了。

查建英：喝什么呢？

许子东：松针泡茶，说是降血压，总之他讲了一大堆很有实效。

窦文涛：我最近正准备喝呢？

许子东：说民间也有这么一派，中国人是一浪着一浪的。

窦文涛：我最近正准备喝呢？

查建英：绿豆刚过去，松针来了。

窦文涛：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反正很有名的一个健康教授讲，好像是不是在中央党校讲的，我看演讲说得很有道理，植物里面松树最长寿，松柏最后凋针，最寒然后之松柏，然后之后凋。

许子东：不是说长寿吧，是容易长吧。

窦文涛：不，松树长命。

许子东：年份长的树没听说是松树，都是榕树、樟树这些。

窦文涛：教授说的。

许子东：你有见过几百年的松树吗？

窦文涛：当然了。

查建英：我告诉你们，咱们这集说完了，公安厅奔这儿了，你们开始造谣了。

窦文涛：开始种松柏，常青。

许子东：象征。

窦文涛：就是说它常青，人的生命怎么能常青呢，说松针，而且这还不是盖的，我告诉你讲，我都学会了，松针这个东西。

许子东：那我吃金刚钻。

查建英：喝龟汤。

窦文涛：教授说了，过去中国修仙的，要当吕洞宾的那个，都是吃松子，还有一种松花粉，但是说松花粉太少得到了，就是松针，然后买一个搅拌器，能把它打碎了，打成糊糊，倒上水，然后每天喝，比喝茶好使。

许子东：结果是怎么样，你看人家已经有报道了，老人活动区啊，那些松树啊。

窦文涛：都秃了。

查建英：全掳下来了。

许子东：全一个个剩细头帽了，下面都没了，全被那些老人，他们打完太极拳，就把松针摘下去，就在那里泡了，我开始听着还觉得有点靠谱，因为他讲的好像还蛮有道理，但后来，你要了解，反正知道今天就要知道过去，一打听过去，这张炜兄，有几种，有一个打鸡血，他说除了打鸡血他没打，其他他全试过，那个叫什么，红茶菌，甩手。

窦文涛：还有倒着走，你看外国人到中国拍纪录片，发现老头太奇怪了，在公园里，一个个大街上倒走如飞。

许子东：什么都试的。

查建英：这种东西永远对某种人有心理暗示，百发百中，我当年曾经有一个岩心气功特别重时候，有一次，我记得在卧佛寺开一个什么会议，晚上大家都说来试，好像月黑风高之夜，大家在那儿山头上说倒着走，而且说这个发功的人在后面，百发百中，走不了多久，你自己就躺倒，肯定把你点中，我估计前面有十几个人，真的百发百中，每一个人都躺到，到我最后一个，然后我心想，我到底倒不倒，这人在后面，嘴里面念念有词，我就往后走走，走了好久，我觉得所有人彻底不耐烦了，我还不倒，我真没有要倒的感觉，但是我最后实在不好意思，顺势倒了，算了，给大家一个面子。

窦文涛：我大姨当年练一种叫香功，香功，说练的我周围几十米都是香的，我说您啊，上法国生产香水去吧，这家伙一发功，周围几十米都是香的。

许子东：欧洲狐臭肯定彻底解决了。

窦文涛：今天他们还跟我说，说今天咱们在节目上应该呼吁喝尿，说文涛可以出本书，叫做把喝进去的毛病喝出去，把喝进去的毛病尿出去，后来我一查，真不是瞎说，喝尿是一种很有名的。

许子东：煤矿救出来的都是喝尿的。

窦文涛：尿疗法，我就说大家开玩笑，原来多年前早就发生过是真的，就是说喝尿，最好是童子尿，过去说童子尿好。

许子东：不是自己尿。

查建英：没受污染。

窦文涛：不是，你能弄到童子尿是最好，实在不行，自己的尿也管用。

许子东：但是同性，不能异性。

窦文涛：早上起来，趁着温乎先喝一杯，晚上临睡前再喝一杯，只要你能忍住恶心，你长命百岁。

查建英：这个是古已有之，确实中国小说已经有好多这种描写。

许子东：归根结蒂这个绿豆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的？

窦文涛：这个事，我看网上还真的有一个人说为张悟本说话，说你看张悟本现在全国都痛批人家，其实人家也就是一个食疗，他见到有一个人，有一个什么病，是喝绿豆就好了。

许子东：但是问题是他不喝可能也好。

查建英：都得有这么一个说法，都有故事。

窦文涛：你刚才讲打鸡血，我们上次还讲到，许老师你知道打鸡血吗？

许子东：据说打鸡血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公鸡可以干很多母鸡，他们是从这个引申过来的。

窦文涛：不是，是因为把一个体温计，插在鸡肛门里，发现鸡的体温达42度这么高，后来他跟卫生部。

许子东：派出所敲门了。

窦文涛：我觉得老于有段话说得可圈可点。

许子东：老于。

窦文涛：打鸡血的老于，他反应了我们一种思路，因为当时说也有反对的声音，他就讲，他说你们去做了一些实验，说是有一些什么不良反应，但是我从而没碰到过不良反应，而且你看他说这个话，他引用斯大林，他说我们现在向斯大林同志学习，斯大林同志也犯了一些错误，革命也要付出一些代价，即便有一些不良反应，打鸡血的主流是好的。

查建英：我以为斯大林也打鸡血呢。

许子东：跟斯大林有什么关系。

窦文涛：你看他这种思路没有，很可怕。

许子东：打了鸡血以后的思路。

窦文涛：认为包括在医学上，有些个不良反应吃坏了一些，只要主流是好的，都行，这种思维方式，我不由的想起有个著名学者叫李玲，北大的学者，她讲一段话，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也反应了现在中国人很多非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她说什么，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我们也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的，就该牺牲碗里的，为了没柴烧，就连门槛都给剁了，这个话，也是对我们很有启发。

窦文涛：你说现在这个，忽悠吃什么的都有，但是他们说，这里边是有程序的，你看一般先忽悠谁了，谁最容易被忽悠动呢？

许子东：退休干部。

窦文涛：离退休老干部，他们先被忽悠动，然后我才知道，过去说一个巫婆神汉，就是自己一个人，现在背后都有团队的，所以今天人家有识之士也在讲，他的书，许老师，你们写一辈子，也卖不到《把吃进来的病吃回去》，说卖300万，党报出版社出版，大电视台给他扬名，你说我们又为什么不信呢？

许子东：这背后有商业的操作。

窦文涛：说是有团队的。

许子东：其实你想这种事情一波一波，我们刚才讲了红茶菌、甩手、鸡血，到现在松针、绿豆，其实我想这些都很正常，在什么文化，什么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偏方土方，有些人相信，中国的特别现象就是它要成潮流，这就怪了，其实少部分人，可能都见效，可能有些体制，绿豆是好东西嘛，我就喜欢喝绿豆汤，从小就喝绿豆汤，只是没想到说要什么都不喝，以为它等包治百病，没有人讲，都说对身体有好处，这肯定的。你把树叶泡泡，也没什么坏处，而且你喝多了这个，你肚子有限，其他有害的东西，可乐之类的不喝了，对身体当然有好处。但是问题是，他们都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普遍，放置四海皆准，要什么东西都能救，这是我们的毛病。

查建英：而且能搞得起来，你美国也有那么到退休的，他们退休以后，活得也很长，但是你很少听说，突然一个潮流来了，所有的老人都练这个，美国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东西，它也不是西医的方式，比如说按摩，甚至美国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他很信针灸，西医什么都治不好我，但是针灸就对我有效。

许子东：这正常。

窦文涛：我跟你讲，我就不明白，在美国也有这个事，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在全社会翻江倒海，社会有一个主流，就像咱们说天之四围，都有几个柱子的，大多数人，整体上，你比如说美国的FDA，为什么中药迟迟人家为什么不能通过，他们就是较这个真儿，你比如说中医和西医，中医一万个人里，你治好一个也可以说你灵，他那个东西，你发明一种药，一万个人里吃死了几个，就不能让你过关，全社会按照这个，不是说没有一些边缘的东西，但是成不了这种。

查建英：这两边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说FDA是一个医疗审查制度的建立的问题，我们这边可能这个有待健全。

窦文涛：也有，但咱们不信。

查建英：也有，还有一个在西医在西方，当然那个是它的主流，中医在我们这边，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当然这个传统文化，中医这一套是建立在我们这种东方式的思维方式，它就是有种集体潜意识，就信这个，就容易信这个，上这个当。

窦文涛：我跟你讲中医、西医之争，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大的问题，你说怎么说吧，中医确实有效果。

许子东：这个你要承认，但是就是解释不清楚原因。

窦文涛：我有一个感觉，为什么大家说家里人得了什么绝症，西医没折了，都到北京去找中医呢？我跟你说中医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你必须得找到名老中医，跟练中国武功一样，他行不行，他行，但是你希望能找到高手。

许子东：有心理暗示。

窦文涛：他不像是西医这个，吃个阿司匹林，一个实习生开给你的和老专家开给你的，效果是一样的。

许子东：你只要对药方就可以了。

窦文涛：中医这个，我觉得得碰见高人，你不是高人，那庸医也害人，这个怎么说？

查建英：他不能集体训练，西医你去个医学院念多少多少年，你都有一套方法，都被客观法，你临床再多少，住院实习到多少，你就是到了这个级别了，就可以动大手术，中医没有这个，中医是世传，跟我们传统的，我们以前没有大学，只有诗曰，比如以前中国式的大学，就是跟着一个老师，一样的，中医就得跟一个名师。

许子东：我突发一个联想，在政治上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说有种政治，比方西方的政治，他只要看政策，你这个官是怎么样的，你道德，你私生活，他不大关心，只要我们验证这个政策行了就行了，我们这儿不但得看政策，我们得看领袖的人格，你开方的人本身，治愈的政策可以模糊一点都没关系，我们信你了，我们这个事情做的好。

查建英：所以我说它是书院另外一种，老师的人格就很重要，不光是学问的问题。

窦文涛：没错，咱们就是说道德人格，而且中国真正的中医和西医之争，确实跟政治一直有关系。可能咱们不知道，3月17号还是中医节呢？你知道中医节是怎么来的，有一本书，写的非常好的，叫《银元时代生活史》，是一个老中医，叫陈存仁先生写的，陈存仁当年，你知道这个事是哪来的，1929年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当时汪精卫主导的卫生部，你知道嘛，提出过一个废止中医案，那个时候，不叫中医叫旧医，西医叫新医。你知道那个时候，人们迷失意识形态上了，迷信进化论，迷信先进的。所以那个时候更激进，卫生部出来了就是说要废止，然后陈存仁他们，也因为这个事联络了全国的中医，最后有请愿代表，他是其中之一，那个请愿代表，坐火车从上海出发，经过苏州，然后沿路受欢迎的程度，比如说他们到苏州火车站，苏州中医界的朋友来接待他们，一定要跟你们鼓励，喝酒，喝酒喝多了，结果火车开走了，过了点了，说没关系坐下一班。

许子东：中医作风。

窦文涛：你知道当时这事可逗呢，当时敲锣打鼓，把他们送上火车，到了南京，到了南京一下火车站也没出火车站，当时群众欢迎，就在南京火车站那儿，发表演讲，说我们全国中医代表到这儿来，向政府请愿，不准废止中医。现在中国人民这么多年来，你要靠西医，那个时候西医县乡镇没有，才有几个西医，说维持中国人民的健康，这么多年来的中医，怎么能废止呢，慷慨激昂。你知道特逗的是什么，演讲完了，也没组织，演讲完了走一个，演完了走一个，到后来上来一个演讲的，就说对，政府废止中医就不对，而且把我们安徽难民在这儿住临时的房子都给拆了，也不对。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火车站那儿堆着一些安徽难民，他们在南京，当时的首都，临时盖的房子被拆了，拆了之后，他们在那儿，就跟今天的拆迁户一样，看见有人在上面造反，跟着也上去，到最后打起来，警察又抓人，但是他们这一忽悠之后，最后卫生部废止了废除中医案，所以当时是他们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3月 17号定为中医节，你看，到了建国后，这事简单了，说分成三条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就是企图把中医科学化，然后中医、西医这么发展，卫生部定的这么一个，几条腿走路这么一个方向。

查建英：其实这个挺有意思，因为你说那个废除是二十年代，二十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场科学论战，科学与玄学大论战，实际上就是新派和旧派的论战，没有具体讲到中医，其实这个价值观的论战，就是从五四以来就是这么争下来的。然后到那个时候，我记得科玄论战当中，科学那一派就是丁文江他们这些科学家，科学能解决一切，胡适他们就支持他。对面这个好像是张君劢他们，就说不行，这个玄学是解决精神问题，所以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国粹，我们必须要保持。好像有意思的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出来也说话了，他说了一种这种，这个也不完全，当然这个我们要建立新的科学，玄学也不完全对，有一种调和，我觉得像1949 年以后就是像这种，把两面全调和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西医和中医，科学和中国的传统一接。

许子东：但我父亲写的几本书是一直反对中医的，他的书的题词序叫做余云周，是当时的一个要员，吴稚晖还帮他提封面，他是上海的私人医生协会的秘书长，他们当时就是站在，我一直受他影响，他跟我讲了很多中医，当时讲了就医，当时理论讲不通，他倒不是讲他们人不好，他就是从他们，你知道用西医的理论，解剖学，所有这些理论的东西来讲中医的东西讲不通，他就觉得你这东西讲不通。但是我妈妈就相信中医，所以我从小就见到他们说，妈妈吓得在家里面都不敢煮药，煮中医的药，我父亲绝对反对。

窦文涛：中西医之争发生在夫妻之间。

窦文涛：中医，我有一个个人体会，我有一回，我私处长了一个小粒，不是性病。

查建英：先辟谣。

窦文涛：不是，查老师，从我这儿讲，我们在医生面前，应该是不知羞耻的，很多人因为这个耽误了难言之隐，你医生，你就不要怕这个，医生要看什么，他喜欢看就给他看。

许子东：病就是病，一律平等，不要加道德评判。

窦文涛：对，没错，我当时就是不好意思，觉得不想让人家看，我就碰见了一个中医，一个老中医，这老中医一听我说，微微一笑，说跟我到里屋去，我跟人家到里屋，脱裤子看看，看完了之后，我给你治，这么一个皮肤上的小肉粒。你知道怎么治吗，他让我拿熊胆粉加上胖大海，泡发了，我说这是什么道理呢？他说你看你长了这么一个小肉粒吧，熊胆粉是收敛的，胖大海你看，泡了之后就这么大一嘟噜，干了之后，胖大海就是伸缩特别强，他这个原理，我给你缩回去了。

查建英：你就信了？

窦文涛：不但我信了，而且好了。

查建英：小命没了。

窦文涛：你说这个怎么说，后来老跟这个老中医聊天，这老中医一副抑郁不得志的样子，说你看没有营业执照。

许子东：你今天给他做了一大广告，以后人家私处长痘痘的全用胖大海。

窦文涛：我就私下学医，这老中医还跟我砍什么，说前两天我刚去了韶关，治好他们一个癌症，医院判了死刑，回家等死，他说我跟家属说，八个癞蛤蟆，八个癞蛤蟆，放在冰箱里，冰冻的，八个癞蛤蟆，必须吃下去，好了。

查建英：你看反例多得是，鲁迅他爸水肿，然后说八抬大轿去请了中医来，来了多少回，他爸死了。

许子东：给他爸爸开药，开蟋蟀，要一对蟋蟀，要原配，鲁迅爸爸的医生，鲁迅去配了，家里的全都典当卖了，要来一个药引，药引一对蟋蟀要原配，怎么能找到原配吧，你得到外地里去吧，说不定人家已经二婚、三婚了呢，对不对。

查建英：你还能吃。

许子东：而且把家里的珠宝都当了，所以鲁迅就此恨透了中医，鲁迅当然有他偏见的地方，他对中医、京剧，包括武术，他都恨。

窦文涛：我觉得中医博大精深，但是不准。

许子东：我跟你讲，基本上癌症晚期，就吃八个癞蛤蟆。

窦文涛：一般咱们就是这样。

新败了台松下DMC-LX3

无耻的体重 — Fri, 12 Feb 2010 22:20:26 +0800

在犹豫了好几天之后，终于下定决心买了LX3，之所以不买单反，主要是在于对于我来说，单反实在太大了，虽然说可以放车里，但是携带还是非常之不便，在摄影无忌和蜂鸟论坛爬了半天之后，发现LX3比较符合我的要求，趁礼拜一老婆去杭州做产检，就把LX3败回家了。本机+8G卡总共2830元。BTW:强烈鄙视一下杭州的交通。

出片的效果怎么说呢？比我之前的SONY-T10是好了不是一星半点，但是和我心中的期望，落差还是蛮大的，不过说实话也够用了，我也不可能真把摄影当爱好，最多时不时的拿出来玩玩而已，买太好没必要！

Technorati : DC, LX3

基于JQUERY处理键盘事件

无耻的体重 — Sat, 23 Jan 2010 19:11:14 +0800

无聊做了个小说的系统，在设计前台的时候发现很多小说站的键盘翻页功能在FF和CHROME下都是不起作用的，查了一下资料发现IE在处理键盘事件的时候，非常不正规，导致了正规的浏览器反而都无法处理那些专门为IE写的脚本，囧。

当然使用正规的脚本就可以了，但是相对复杂，想着反正准备使用Jquery的，放着不用也浪费。在google上搜索了一下，在imLiony! 的博客上发现了一篇介绍的文章，发现很简单，很实用。忍不住拿来介绍一下。

需要调用一个Jquery的插件，js-hotkeys ，加载后只需要几行很简单的代码就可以处理键盘事件，非常方便.


$(document).ready(function(){
// Your code here
jQuery('#platform-details').html('' + navigator.userAgent + '');
jQuery(document).bind('keydown', 'right',function (evt){location.href=nextpage; return false; });
jQuery(document).bind('keydown', 'left',function (evt){location.href=prevpage; return false; });
jQuery(document).bind('keydown', 'return',function (evt){location.href=gotobook; return false; });
});
//-->

非常简单的代码，赞一个！

希拉里《互联网自由》英文原稿 Internet Freedom

无耻的体重 — Fri, 22 Jan 2010 10:14:56 +0800

原文在美国国务院网站

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very much, Alberto, for not only that kind introduction but your and your colleagues’ leadership of this important institution.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at the Newseum. The Newseum is a monument to some of our most precious freedoms, and I’m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discuss how those freedoms apply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Although I can’t see all of you because in settings like this, the lights are in my eyes and you are in the dark, I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friends and former colleagues. I wish to acknowledge Charles Overby, the CEO of Freedom Forum here at the Newseum; Senator Edward Kaufman and Senator Joe Lieberman, my former colleagues in the Senate, both of whom worked for passage of the Voice Act, which speaks to Congres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s commitment to internet freedom, a commitment that crosses party lines and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lso, I’m told here as well are Senator Sam Brownback, Senator Ted Kaufman, Representative Loretta Sanchez, man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ambassadors, chargés, participants in our 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on internet freedom from China, Colombia, Iran, and Lebanon, and Moldova. And I also want to acknowledge Walter Isaacson, president of the Aspen Institute, recently named to our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and, of course, instrumental in supporting the work on internet freedom that the Aspen Institute has been doing.

This is an important speech on a very important subject. But before I begin, I want to just speak briefly about Haiti, because during the last eight days, the people of Haiti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have joined together to deal with a tragedy of staggering proportions. Our hemisphere has seen its share of hardship, but there are few precedents for the situation we’re facing in Port-au-Princ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have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our response. They were, of course, decimated and in many places totally destroyed. And in the hours after the quake, we worked with partn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first, to set up the text “HAITI” campaign so that mobile phone us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donate to relief efforts via text messages. That initiative has been a showcase for the generos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us far, it’s raised over $25 million for recovery efforts.

Information networks have also played a critical role on the ground. When I was with President Preval in Port-au-Prince on Saturday, one of his top priorities was to try to get communication up and going. The government couldn’t talk to each other, what was left of it, and NGOs, our civilian leadership, our military leadership were severely impacted. The technology community has set up interactive maps to help us identify needs and target resources. And on Monday, a seven-year-old girl and two women were pulled from the rubble of a collapsed supermarket by an American search-and-rescue team after they sent a text message calling for help. Now, these examples are manifestations of a much broader phenomenon.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is forming a new nervous system for our planet. When something happens in Haiti or Hunan, the rest of us learn about it in real time – from real people. And we can respond in real time as well. Americans eager to help in the aftermath of a disaster and the girl trapped in the supermarket are connected in ways that were not even imagined a year ago, even a generation ago. That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almost all of humanity today. As we sit here, any of you – or maybe more likely, any of our children – can take out the tools that many carry every day and transmit this discussion to billions across the world.

Now, in many respects, information has never been so free. There are more ways to spread more ideas to more people than at any moment in history. And even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information networks are helping people discover new facts and making governments more accountable.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in November, for example, President Obama held a town hall meeting with an online component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that was sent in over the internet, he defended the right of people to freely access information, and said that the more freely information flows, the stronger societies become. He spoke about how access to information helps citizens hold their own governments accountable, generates new ideas, encourages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United States belief in that ground truth is what brings me here today.

Because amid this unprecedented surge in connectivity, we must also recognize that these technologies are not an unmitigated blessing. These tools are also being exploited to undermine human progress and political rights. Just as steel can be used to build hospitals or machine guns, or nuclear power can either energize a city or destroy it, modern information networks and the technologies they support can be harnessed for good or for ill. The same networks that help organize movements for freedom also enable al-Qaida to spew hatred and incite violence against the innocent. And technologi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open up access to government and promote transparency can also be hijacked by governments to crush dissent and deny human rights.

In the last year, we’ve seen a spike in threats to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China, Tunisia, and Uzbekistan have stepped up their censorship of the internet. In Vietnam, access to popular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has suddenly disappeared. And last Friday in Egypt, 30 bloggers and activists were detained. One member of this group, Bassem Samir, who is thankfully no longer in prison, is with us today. So while it is clear that the spread of these technologies is transforming our world, it is still unclear how that transformation will affect the human rights and the human welfare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On their own, new technologies do not take sides in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progress, bu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We stand for a single internet where all of humanity has equal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ideas. And we recognize that the world’s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will become what we and others make of it. Now, this challenge may be new, but our responsibility to help ensure the free exchange of ideas goes back to the birth of our republic. The word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to our Constitution are carved in 50 tons of Tennessee marble on the front of this building. And every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has worked to protect the values etched in that stone.

Franklin Roosevelt built on these ideas when he delivered his Four Freedoms speech in 1941. Now, at the time, Americans faced a cavalcade of crises and a crisis of confidence. But the vision of a world in which all people enjoyed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worship, freedom from want, and freedom from fear transcended the troubles of his day. And years later, one of my heroes, Eleanor Roosevelt, worked to have these principles adopted as a cornerstone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y have provided a lodestar to every succeeding generation, guiding us, galvanizing us, and enabling us to move forward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So as technology hurtles forward, we must think back to that legacy. We need to synchronize ou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th our principles. In accepting the Nobel Prize, President Obama spoke about the need to build a world in which peace rests on the inherent rights and dignities of every individual. And in my speech on human rights at Georgetown a few days later, I talked about how we must find ways to make human rights a reality. Today, we find an urgent need to protect these freedoms on the digital frontier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re are many other networks in the world. Some aid in the movement of people or resources, and some facilitate exchanges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the same work or interests. But the internet is a network that magnifies the power and potential of all others. And that’s why we believe it’s critical that its users are assured certain basic freedom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first among them. This freedom is no longer defined solely by whether citizens can go into the town square and criticize their government without fear of retribution. Blogs, emails, social networks, and text messages have opened up new forums for exchanging ideas, and created new targets for censorship.

As I speak to you today, government censors somewhere are working furiously to erase my words from the records of history. But history itself has already condemned these tactics. Two months ago, I was in Germany to celeb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e leaders gathered at that ceremony paid tribute to the courageous men and women on the far side of that barrier who made the case against oppression by circulating small pamphlets called samizdat. Now, these leaflets questioned the claims and intentions of dictatorships in the Eastern Bloc and many people paid dearly for distributing them. But their words helped pierce the concrete and concertina wire of the Iron Curtain.

The Berlin Wall symbolized a world divided and it defined an entire era. Today, remnants of that wall sit inside this museum where they belong, and the new iconic infrastructure of our age is the internet. Instead of division, it stands for connection. But even as networks spread to nations around the globe, virtual walls are cropping up in place of visible walls.

Some countries have erected electronic barriers that prevent their people from accessing portions of the world’s networks. They’ve expunged words, names, and phrases from search engine results. They have violated the privacy of citizens who engage in non-violent political speech. These actions contravene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which tells us that all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With the spread of these restrictive practices, a new information curtain is descending across much of the world. And beyond this partition, viral videos and blog posts are becoming the samizdat of our day.

As in the dictatorships of the past, governments are targeting independent thinkers who use these tools. In the demonstrations that followed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grainy cell phone footage of a young woman’s bloody murder provided a digital indictment of the government’s brutality. We’ve seen reports that when Iranians living overseas posted online criticism of their nation’s leaders, their family members in Iran were singled out for retribution. And despite an intense campaign of government intimidation, brave citizen journalists in Iran continue using technology to show the world and their fellow citizens what is happening inside their country. In speaking out on behalf of their own human rights, the Iranian people have inspired the world. And their courage is redefining how technology is used to spread truth and expose injustice.

Now, all societies recognize that free expression has its limits. We do not tolerate those who incite others to violence, such as the agents of al-Qaida who are, at this moment, using the internet to promote the mass murder of innocent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And hate speech that targets individuals on the basis of their race, religion, ethnicity, gender, or sexual orientation is reprehensible. It is an unfortunate fact that these issues are both growing challeng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confront together. And we must also grapple with the issue of anonymous speech. Those who use the internet to recruit terrorists or distribute stol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nnot divorce their online actions from their real world identities. But these challenges must not become an excuse for governments to systematically violate the rights and privacy of those who use the internet for peaceful political purposes.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may be the most obvious freedom to face challenges with the spread of new technologies, but it is not the only one. The freedom of worship usually involves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to commune or not commune with their Creator. And that’s on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that does not rely on technology. But the freedom of worship also speaks to the universal right to come together with those who share your values and vision for humanity. In our history, those gatherings often took place in churches, synagogues, mosques and temples. Today, they may also take place on line.

The internet can help bridge divides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faiths. As the President said in Cairo, freedom of religion is central to the ability of people to live together. And as we look for ways to expand dialogue, the internet holds out such tremendous promise. We’ve already begun connecting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young people in Muslim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 discuss global challenges. And we will continue using this tool to foster discussion between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religious communities.

Some nations, however, have co-opted the internet as a tool to target and silence people of faith. Last year, for example, in Saudi Arabia, a man spent months in prison for blogging about Christianity. And a Harvard study found that the Saudi Government blocked many web pages about Hinduism,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even Islam. Countries including Vietnam and China employed similar tactics to restrict access to religious information.

Now, just as these technologies must not be used to punish peaceful political speech, they must also not be used to persecute or silence religious minorities. Now, prayers will always travel on higher networks. But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lik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hould enhanc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worship as they see fit, come together with people of their own faith,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beliefs of others. We must work to advance the freedom of worship online just as we do in other areas of life.

There are, of cours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without the benefits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 our world, as I’ve said many times, talent may be distributed universally, but opportunity is not. And we know from long experience that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untries where people lack access to knowledge, markets, capital, and opportunity can be frustrating and sometimes futile work. In this context, the internet can serve as a great equalizer. By providing people with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potential markets, networks can create opportunities where none exist.

Over the last year, I’ve seen this firsthand in Kenya, where farmers have seen their income grow by as much as 30 percent since they started using mobile banking technology; in Bangladesh, where more than 300,000 people have signed up to learn English on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in Sub-Saharan Africa, where women entrepreneurs use the internet to get access to microcredit loans and connect themselves to global markets.

Now, these examples of progress can be replicated in the lives of the billion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the world’s economic ladder. In many cases, the internet, mobile phones, and other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can do for economic growth what the Green Revolution did for agriculture. You can now generate significant yields from very modest inputs. And one World Bank study found that in a typical developing country, a 10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penetration rate for mobile phones led to an almost 1 percent increase in per capita GDP. To just put this into context, for India, that would translate into almost $10 billion a year.

A connection to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s is like an on-ramp to moderni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se technologies, many believed that they would divide the world between haves and have-nots. But that hasn’t happened. There are 4 billion cell phones in use today. Many of them are in the hands of market vendors, rickshaw drivers, and others who’ve historically lacked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Information networks have become a great leveler, and we should use them together to help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give them a freedom from want.

Now,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 hopeful about what people can accomplish when they leverag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progress. But make no mistake – some are and will continue to use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s for darker purposes. Violent extremists, criminal cartels, sexual predators,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all seek to exploit these global networks. Just as terrorists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openness of our societies to carry out their plots, violent extremists use the internet to radicalize and intimidate. As we work to advance freedoms, we must also work against those who us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s tools of disruption and fear.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must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networks at the core of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are safe and resilient. Now this is about more than petty hackers who deface websites. Our ability to bank online, use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safeguar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all at stake if we cannot rely on the security of our information networks.

Disruptions in these systems demand a coordinated response by all government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need more tools to help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cooperate across jurisdictions when criminal hackers and organized crime syndicates attack networks for financial gain. The same is true when social ills such as child pornography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trafficked women and girls online is there for the world to see and for those who exploit these people to make a profit. We applaud efforts such as the Council on Europe’s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that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prosecuting such offenses. And we wish to redouble our efforts.

We have taken steps as a government, and as a Department, to find diplomatic solutions to strengthen global cyber security.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orking on this. They’ve joined together, and we created two years ago an office to coordinate foreign policy in cyberspace. We’ve worked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at the UN and in other multilateral forums and to put cyber security on the world’s agenda. And President Obama has just appointed a new national cyberspace policy coordinator who will help us work even more closely to ensure that everyone’s networks stay free, secure, and reliable.

States, terrorists, and those who would act as their proxies must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tect our networks. Those who disrupt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in our society or any other pose a threat to our economy, our government, and our civil society. Countries or individuals that engage in cyber attacks should face consequences and international condemnation. In an internet-connected world, an attack on one nation’s networks can be an attack on all. And by reinforcing that message, we can create norms of behavior among states and encourage respect for the global networked commons.

The final freedom, one that was probably inherent in what both President and Mrs. Roosevelt thought about and wrote about all those years ago, is one that flows from the four I’ve already mentioned: the freedom to connect – the idea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not prevent people from connecting to the internet, to websites, or to each other. The freedom to connect is like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only in cyberspace. It allows individuals to get online, come together, and hopefully cooperate. Once you’re on the internet, you don’t need to be a tycoon or a rock star to have a huge impact on society.

The largest public response to the terrorist attacks in Mumbai was launched by a 13-year-old boy. He used social networks to organize blood drives and a massive interfaith book of condolence. In Colombia, an unemployed engineer brought together more than 12 million people in 190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 demonstrate against the FARC terrorist movement. The protests were the largest antiterrorist demonstrations in history. And in the weeks that followed, the FARC saw more demobilizations and desertions than it had during a decade of military action. And in Mexico, a single email from a private citizen who was fed up with drug-related violence snowballed into huge demonstrations in all of the country’s 32 states. In Mexico City alone, 150,000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in protest. So the internet can help humanity push back against those who promote violence and crime and extremism.
In Iran and Moldova and other countries, online organizing has been a critical tool for advancing democracy and enabling citizens to protest suspicious election results. And even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we’ve seen the power of these tools to change history. Some of you may still remember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here. (Laughter.)

The freedom to connect to these technologies can help transform societies, but it is also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individuals. I was recently moved by the story of a doctor – and I won’t tell you what country he was from – who was desperately trying to diagnose his daughter’s rare medical condition. He consulted with two dozen specialists, but he still didn’t have an answer. But he finally identified the condition, and found a cure, by using an internet search engine.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unfettered access to search engine technology is so important in individuals’ lives.

Now, the principles I’ve outlined today will guide our approach in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internet freedom and the use of these technologies. And I want to speak about how we apply them in practice.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devoting the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necessary to advance these freedoms. We are a nation made up of immigrants from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interest that spans the globe. Our foreign policy is premised on the idea that no country more than America stands to benefit when there is cooperation among peoples and states. And no country shoulders a heavier burden when conflict and misunderstanding drive nations apart. So we are well place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come with interconnectivity. And as the birthplace for so many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he internet itself,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ee them used for good. To do that, we need to develop our capacity for what we call,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Realigning our policies and our priorities will not be easy. But adjusting to new technology rarely is. When the telegraph was introduced, it was a source of great anxiety for many in the diplomatic community, where the prospect of receiving daily instructions from capitals was not entirely welcome. But just as our diplomats eventually mastered the telegraph, they are doing the same to harness the potential of these new tools as well.

And I’m proud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already working in more than 40 countries to help individuals silenced by oppressive governments. We are making this issue a priority at the United Nations as well, and we’re including internet freedom as a component in the first resolution we introduced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We are also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ools that enable citizens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of free expression by circumventing politically motivated censorship. We are providing funds to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tools get to the people who need them in local languages, and with the training they need to access the internet safe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ssisting in these efforts for some time, with a focus on implementing these programs as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as possible. Both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nations that censor the internet should understand that our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helping promote internet freedom.

We want to put these tools in the hands of people who will use them to advanc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and epidemics, to build global support for President Obama’s goal of a world without nuclear weapons, to encourag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lifts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up.

That’s why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over the next year, we will work with partners in industry, academia,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a standing effort that will harness the power of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and apply them to our diplomatic goals. By relying on mobile phones, mapping applications, and other new tools, we can empower citizens and leverage our traditional diplomacy. We can address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market for innovation.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Let’s say I want to create a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that would allow people to rate government ministries, including ours, on their responsiveness and efficiency and also to ferret out and report corruption. The hardware required to make this idea work is already in the hands of billions of potential users. And the software involved would be relatively inexpensive to develop and deploy.

If people took advantage of this tool, it would help us target our foreign assistance spending, improve lives, and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with responsible governments. However, right now,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ers have no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pursue that project on their own,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currently lacks a mechanism to make it happen. But this initiative should help resolve that problem and provide long-term dividends from modest investments in innovation. We’re going to work with experts to find the best structure for this venture, and we’ll need the talent and resources of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nonprofits in order to get the best results most quickly. So for those of you in the room who have this kind of talent, expertise, please consider yourselves invited to help us.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companies,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working on ideas and applications that could already advance our diplomatic and development objectives.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be launching an innovation competition to give this work an immediate boost. We’ll be asking Americans to send us their best ideas for applications and technologies that help break down language barriers, overcome illiteracy, connect people to the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they need. Microsoft, for example, has already developed a prototype for a digital doctor that could help provide medical care in isolated rural communities. We want to see more ideas like that. And we’ll work with the winners of the competition and provide grants to help build their ideas to scale.

Now, these new initiatives will supplement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t work we’ve already done over this past year. In the service of our diplomatic and diplomacy objectives, I assembled a talented and experienced team to lead our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efforts. This team has traveled the world helping governments and groups leverage the benefits of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They have stood up a 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 to help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enter the digital age. They are putting in place a program in Mexico to help combat drug-related violence by allowing people to make untracked reports to reliable sources to avoid having retribution visited against them. They brought mobile banking to Afghanistan and are now pursuing the same effort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n Pakistan, they created the first-ever social mobile network, called Our Voice, that has already produced tens of millions of messages and connected young Pakistanis who want to stand up to violent extremism.

In a short span, we have taken significant strides to translate the promise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to result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But there is still so much more to be done. And as we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to deploy the tools of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we have to remember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safeguard the freedoms that I’ve talked about today. We feel strongly that principles like information freedom aren’t just good policy, not just somehow connected to our national values, but they are universal and they’re also good for business.

To use market terminology, a publicly listed company in Tunisia or Vietnam that operates in an environment of censorship will always trade at a discount relative to an identical firm in a free society. If corporate decision makers don’t have access to global sources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investors will have less confidence in their decisions over the long term. Countries that censor news and information must recognize that from an economic standpoint,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censoring political speech and commercial speech. If businesses in your nations are denied access to either type of information, it will inevitably impact on growth.

Increasingly, U.S. companies are making the issue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freedom a greater consideration in their business decisions. I hope that their competitors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will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is trend. The most recent situation involving Google has attracted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 And we look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onduct a thorough review of the cyber intrusions that led Google to make its announcement. And we also look for that investigation and its results to be transparent.

The internet has already been a source of tremendous progress in China, and it is fabulous.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China now online. But countries that restrict free access to information or violate the basic rights of internet users risk walling themselves off from the progress of the next century. N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issue, and we intend to address those differences candidly and consistently in the context of our 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Now, ultimately, this issue isn’t just about information freedom; it is about what kind of world we want and what kind of world we will inhabit. It’s about whether we live on a planet with one internet, one global community, and a common body of knowledge that benefits and unites us all, or a fragmented planet in which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opportunity is dependent on where you live and the whims of censors.

Information freedom supports the peace and security that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global progress. Historically, asymmetrical access to information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interstate conflict. When we face serious disputes or dangerous incidents, it’s critical that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problem have access to the same set of facts and opinions.

As it stands, Americans can consider information present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We do not block your attemp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citizens in societies that practice censorship lack exposure to outside views. In North Korea,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completely isolate its citizens from outside opinions. This lopsid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creases both the likelihood of conflict and the probability that small disagreements could escalate. So I hope that responsible governments with an interest in global stability will work with us to address such imbalances.

For companies, this issue is about more than claiming the moral high ground. It really comes down to the trust between firms and their customers. Consumers everywhere want to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internet companies they rely on will provide comprehensive search results and act as responsible stewards of their own personal information. Firms that earn that confidence of those countries and basically provide that kind of service will prosper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I really believe that those who lose that confidence of their customers will eventually lose customers. No matter where you live, people want to believe that what they put into the internet is not going to be used against them.

And censorship should not be in any way accepted by any company from anywhere. And in America, American companies need to make a principled stand. This needs to be part of our national brand. I’m confident that consumers worldwide will reward companies that follow those principles.

Now, we are reinvigorating the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 as a forum for addressing threats to internet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are urging U.S. media companies to take a proactive role in challenging foreign governments’ demands for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The private sector ha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help safeguard free expression. And when their business dealings threaten to undermine this freedom, they need to consider what’s right, not simply what’s a quick profit.

We’re also encouraged by the work that’s being done through the 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 a voluntary effort by technology companies who are working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cademic experts, and social investment funds to respond to government requests for censorship. The initiative goes beyond mere statements of principles and establishes mechanisms to promote real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s part of our commitment to support responsible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on information freedom,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be convening a high-level meeting next month co-chaired by Under Secretaries Robert Hormats and Maria Otero to bring together firms that provide network services for talks about internet freedom, because we want to have a partnership in addressing this 21^st century challenge.

Now, pursuing the freedoms I’ve talked about today is, I believe, the right thing to do. But I also believe it’s the smart thing to do. By advancing this agenda, we align our principles, our economic goals, and ou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need to work toward a world in which access to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brings people closer together and expands the definition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Given the magnitude of the challenges we’re facing, we nee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pool their knowledge and creativity to help rebuild the global economy, to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to defeat violent extremism, and build a future in which every human being can live up to and realize his or her God-given potential.

So let me close by asking you to remember the little girl who was pulled from the rubble on Monday in Port-au-Prince. She’s alive, she was reunited with her family, she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grow up because these networks took a voice that was buried and spread it to the world. No nation, no group, no individual should stay buried in the rubble of oppression. We cannot stand by while people are separated from the human family by walls of censorship. And we cannot be silent about these issues simply because we cannot hear the cries.

So let us recommit ourselves to this cause. Let us make these technologies a force for real progress the world over. And let us go forward together to champion these freedoms for our time, for our young people who deserve every opportunity we can give them.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Applause.)

MODERATOR: Thank you. Thank you, Madame Secretary. The Secretary has agreed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So if you would,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ree microphones in the audience. If you would make your questions short, we’d appreciate it. And identify yourselves, please.
Yes. Could you wait for the microphone?
QUESTION: Madame Secretary, you talked about anonymity on line and how that’s something – oh, I’m sorry. I’m Robert (inaudible). I’m with Northern Virginia Community College. I’m sorry.
STAFF: Could you hold the microphone up, please?
QUESTION: Sorry.
STAFF: Thank you.
QUESTION: You talked about anonymity on line and how we have to prevent that. But you also talk about censorship by governments. And I’m struck by – having a veil of anonymity in certain situations is actually quite beneficial. So are you looking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at and this emphasis on censorship?
SECRETARY CLINTON: Absolutely. I mean, this 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On the one hand, anonymity protects the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And on the other hand, anonymity protect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opposition to repressive governments. Anonymity allows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t anonymity also permits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in settings that gives them some basis for free expression without identifying themselves.

None of this will be easy. I think that’s a fair statement. I think, as I said, we all have varying needs and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ut I think these overriding principles should be our guiding light. We should err on the side of openness and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create that, recognizing, as with any rule or any statement of principle, there are going to be exceptions.

So how we go after this, I think, is now what we’re requesting many of you who are experts in this area to lend your help to us in doing. We need the guidance of technology experts. In my experience, most of them are younger than 40, but not all are younger than 40. And we need the companies that do this, and we need the dissident voices who have actually lived on the front lines so that we can try to work through the best way to make that balance you referred to.

MODERATOR: Forty may be (inaudible).
SECRETARY CLINTON: (Laughter.)
MODERATOR: Right over here. Yes.
QUESTION: Hi, my name is Courtney Radsch. I’m the Glob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officer at Freedom House. And I wanted to ask you – you spoke about business and relying on them to do the moral, right thing and not put profits first. But the goal of business is to make a profit. So what kind of teeth are going to be put into this? What role doe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lay? And how are you going to encourage them to do the right thing?
SECRETARY CLINTON: Well, again,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we want to have a very vigorous discussion about. I know that asking business, which is in business to make a profit, to do the right thing is not always easily translated into practical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there is a broader context here. It’s – companies that don’t follow the sanitary and hygiene procedures of a prior generation pay a price for it. And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have to constantly be working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food and other products that end up on the shelves of consum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safe, because individual consumers in a global interconnected economy can’t possibly exercise that vigilance on their own.
Similarly, when it comes to censorship, we believe that having an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establish some rules over internet connectivity and trying to protect the basic freedoms I discussed is in the long-term interest of business, and frankly, I would argue, governments. I used the example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It is very hard to keep information out. It was hard to keep it out at a prior age; it is even harder now. And trying to adjust to that, work with that, and learn from that about what could be done better is going to challenge every single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So I think business, as such a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globally, has to have that in mind, both when they go into countries and when they confront the kind of censorship that we’re hearing about around the world. It’s particularly acute for the technology companies, the media companies obviously, but it’s not in any way limited to them. Other companies are facing censorship as well. So this is an issue that we have to surface and we have to talk about and we have to try to find as much common ground and then keep claiming more common ground as we go forward.
MODERATOR: We have a question way over here on the left.
QUESTION: Thank you. My name is Aly Abuzaakouk. I’m the director of Libya Forum website,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nd civil society in Libya.
We have been attacked and hacked many times. I would like Madame Secretary to tell me how can you help those voices which do not have, you know, the technology or the money to protect themselves, protect them against the hackers which are the silencers of voices from outside the countries which lacks freedom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SECRETARY CLINTON: Well, this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we are debating and we’re looking for ideas as to how we can answer it in a positive way. We would invite your participation. After I take the last question, Anne-Marie Slaughter, the Director of my Policy Planning unit inside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someone – the former dean of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who has written a lot about interconnectivity and how we have to begin to look at the world as the networked reality that it is, will be leading a discussion. And I hope some of you with ideas, suggestions, cautions, worries will stay and really get into an in-depth discussion about that.
MODERATOR: Thank you. And right here in the mezzanine, right next to the microphone.
QUESTION: Dr. Nguyen Dinh Thang with BPSOS. We serve Vietnamese Americans and work with Vietnamese in Vietnam. While your initiative will take some time to take effect, just recently, in recent months,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sentenced several bloggers to five years all the way to 16 years in prison. So what does your office plan to do, and how the U.S. Government can confront such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n Vietnam?
SECRETARY CLINTON: Well, we have publicly spoken out against the detention, conviction, and imprisonment of not only the bloggers in Vietnam, but some of the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and others who have been subjected to harassment.
Vietnam has made so much progress, and it’s just moving with great alacrity into the future,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ir people. And we don’t believe they should be afraid of commentary that is internal. In fact,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governments, if you disagree with what a blogger or a website is saying, get in and argue with them. Explain what it is you’re doing. Put out contrary information. Point out what the pitfalls are of the position that a blogger might be taking.
So I hope that Vietnam will move more in that direction, because I think it goes hand in hand with the progress t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re.
MODERATOR: Thank you. Up in the back.
QUESTION: Nora von Ingersleben with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etitive Technology. Madame Secretary, you mentioned that U.S. companies have to do the right thing, not just what is good for their profits. But what if I am a U.S. company and I have a subsidiary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ming after my guys for information and, you know, we have resisted but now my guys have been taken to jail, my equipment is being hauled away. In that situation, what can the State Department do? Or what will the State Department do?
SECRETARY CLINTON: Well, we obviously speak out on those individual cases. And we are, as I said, hoping to engage in a very candid and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have had a positive year of very open discussions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I think we have established a foundation of understanding. We disagree on important issues with them. They disagree on important issues with us. They have our perspective; we have our perspective. But obviously, we want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increasing openness in China because we believe it will further add to the dynamic growth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n the local level that we see occurring in China.
So on individual cases, we continue to speak out. But on the broader set of issues, we hope to really have the kind of discussion that might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changes in the approach that is currently being taken.
MODERATOR: Thank you.
Up in the very back in the center, if you could come to the aisle so we can get a microphone to you, and then we’ll come back down here. Thank you.
QUESTION: Imam Mohamed Magid from ADAMS Center in Virginia. My question for you, Madame Secretary: When you talk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we’re trying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youth in the West, Muslim youth. Would you be open to the youth forum to speak about foreign policy? Because one of the reason that youth be radicalized, they don’t have a way to express themselves when they disagre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r their own government overseas. Would you be open to those ideas?
SECRETARY CLINTON: Yes, we would. In fact, we – in the wake of the President’s speech in Cairo, we have been expanding dramatically our outreach, particularly to Muslim youth. I agree with you completely, sir, that not only young people in the Muslim world, but young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are increasingly disconnected from authority, from government, from all kinds of institutions that have been historically the foundations of society, because they are so interconnec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something that my generation can’t really understand.
In America, the average young person spends eight hours a day with media. The internet, cell phones, television – I mean, you think about that. Eight hours a day. That’s more time than they spend in school, that’s more time than they spend with their families. It’s often more time than they spend asleep.
So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power of this information connection to young people, I don’t think it should cause panic in people my age. I don’t think we should begin trying to stop it and prevent it. We ought to figure out how better to utilize it. You go back to the millennia; how were values passed around? Sitting around a fire, how were values communicated? In the homes by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Now, values are being communicated by the internet, and we cannot stop it.
So let’s figure out how better to use it, participate in it, and particularly to focus on the needs of young people. They’re often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They’re looking for answers. At least until now, in most cultures that I’m aware of, despite all of the time that young people spend with technology, when they’re asked who do they look to for guidance about values, they still say their families. But if families increasingly feel disconnected from their highly connected young people and don’t know what their young people are doing online, then we see the problems that can result.
And there are so many manipulators online right now, not just stoking the anxieties and the fears of Muslim youth, but youth everywhere, defined by all kinds of characteristics.
So we have our own work to do, not just through our government but through our families, through our education systems, and every other institution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this technology and to engage with young people through it and about it.
MODERATOR: I see a lot of hands going up as you speak. Let’s try over here on the far right.
Yes, the young lady there.
QUES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Madame Secretary. Bahgi Gilamichael with the Sullivan Foundation. And also,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to apply for grants. Now I’m interested in knowing what are the procedures, what is the agency we need to deal with, and if you have someone in the room we can follow up with on that? Thank you so much.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Well, in addition to our panel, we have a lot of the members of our team who are working on these initiatives, and we can certainly connect up. If we invited you, we know how to find you. So we will make sure you get information about all of these programs, the ones that already exist and the ones that we’re rolling out.
MODERATOR: There’s no anonymity in this room. (Laughter.)
We have actually time for one more question, but I really would encourage you to stay for the panel that Anne-Marie Slaughter will chair on connection technologies and diplomacy immediately following. And I’m sure some of the questions will get answered.
So let’s do one last question over here on the far left, down below here. Can we get a mike? Thank you.
QUESTION: Hello. Thank you so much. I appreciated your wonderful program speech. I’m Mary Perkins from Howard University, and at Howard University, we –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particular aspects of the internet with respect to the digital divide. Or – in your story about the young girl being pulled out of the rubble because of the text message she was able to send brings to mind – the question in my mind, how many others could have been saved had they had that technology?
SECRETARY CLINTON: Absolutely.
QUESTION: And so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knowing, in terms of access, the – not only internet freedom but free internet for all, the universal service aspect, and what can be done, particularly right now for Haiti, with this.

SECRETARY CLINTON: Well, as – thank you for that. As you know, that is a continuing issue for us and for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re at 4 billion cell phones. And certainly, the cell phone is becoming the principal tool of communication, both through the applications that are on it, through the texting that it enable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groups, NGOs, and even businesses that are passing out and providing cell phones at very low cost.

We just have to keep incentivizing and encouraging the technology to be as low cost as possible so it can be as ubiquitous as possible.

But I think we’ve made enormous progress. Ten years ago,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digital divide even in our own country. We are overcoming it, but there are still questions of access, still questions of cost. Now, obviously, we have to recognize that a lot of the search engines are run by for-profit companies. They’re not – it’s not going to be free. Bu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of trying to encourage more universal access. And that’s part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overall policy on technology, not just the diplomatic and development aspects of it.

Thank you, Professor.

MODERATOR: Thank you, Madame Secretary. Thank you very much. SECRETARY CLINTON: Thank you, Alber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pplause)

希拉里《互联网自由》同步译稿

无耻的体重 — Fri, 22 Jan 2010 10:11:22 +0800

小米：谢谢推友的整理。我现在正在根据文字稿重新完整翻译，完成一段就会贴出一段。因为内容调整造成文件链接的变化我会由推特发布。

互联网自由

2010年1月21日

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的演讲。

谢谢你，Alberto，为你这样好的介绍。能够到新闻展览厅来我很高兴。这个机构是对我们的一些最有价值的自由的一座纪念碑，有这个机会来讨论这些自由怎么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我对此心怀感激。我高兴能够在这里看到许多朋友和前同事。

这是关于一项重要的议题的重要的演讲。但是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要简短地谈一谈海地。在过去的9天里，海地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加入到一起来应对这一令人震惊的悲剧。我们这个半球曾经看到过艰难困苦，但是还少有像现在我们面对太子港这样的先例。信息网络在我们的应对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地震过后的几个小时内，我们和私人领域的伙伴们协同工作，设立了“HAITI”这条短信活动让全美国的手机用户可以向赈灾活动捐款。这一举动就是美国人民的慷慨地表现示例，而且它为赈灾筹集了超过$2500万美元的善款。

信息系统在地面上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技术社团设立了交互式的地图来帮助确认人们的需要和目标资源。在星期一，一位7岁大的女孩和2名妇女从倒塌的超市废墟中由美国的救援队救出，之前她们发送了一条呼救的手机短信。这些例子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现象的体现。

信息网络的扩散正在我们的星球上形成一套新的神经系统。当海地或湖南有事发生的时候，其他的人可以实时地了解——从真实的人那儿。而我们也可以立刻行动。美国人能够立刻在灾难之后施以援手，被陷在超市里的女孩能够以我们在一个时代之前所不能做到的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整个人类。当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时候，你们当中的任何人——或我们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拿出我们每天随身携带的工具，把这一讨论向全球几十亿人传播。

在许多方面，信息从来没有如此自由。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方法将更多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人。即使是在威权国家中，信息系统也在帮助人们发现新的事实，让政府变得更有责任。

在奥巴拉总统十一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举行的一场市政厅会议中，在谈及网络的部分他重点强调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回答一个通过互联网提出的问题时，他说信息流动的越自由，社会就会变得越强壮。他谈到了信息可以帮助公民们把政府锻造得更有责任，产生新的思想，和鼓励创造力。美国对这一真理的信念让我在今天讲这番话。

但是当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中，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技术并不是纯粹的好事。这些工具也被用来和破坏人类的进步和政治权利。正如钢铁可以被用来修建医院或机关枪，核能力可以为城市提供能源或摧毁它，现在的信息网络和由它们支撑的技术也有好有坏。帮助组织争取自由的运动的网络也可以让基地组织喷出仇恨，对平民施暴。有可能让政府更开放和提升透明度的技术也同样可能被政府劫持，用来打击异见者和抵制人权。

去年，我们看到了威胁信息自由的障碍。中国、突尼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提升了对互联网的内容审核。在越南，受欢迎的社交网站突然无法连接。上的星期五，在埃及，30名博主和运动家被拘禁。虽然很明显这些技术的传播在改变我们的世界，不明朗的是这些改变会如何影响人权和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福利。

让技术与原则同步

新技术本身不会在自由和进步的过程中选择方向。但是美国会。我们主张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平等接触到知识和思想的单一互联网。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信息平台将由我们和他人共同打造。

这一挑战可能前所未有，但是我们要帮助能够自由地交换思想这一责任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的诞生之初。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中的话就刻在这一建筑的前面一块重达50吨的田纳西大理石碑上。每一代美国人都曾经为保护这块石头上的价值观而努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他的四次关于自由的演讲中塑造了这些观念。那时，美国正面临着一系列的灾难和信心危机。但是这一信念：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欲望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则超越了他的时代的重重困难。

多年之后，我的一位英雄，埃莉诺·罗斯福（译者注：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一位不同寻常的第一夫人，她不是以传统的白宫女主人的形象，而是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载入史册。）也曾为了让世界人权宣言采用这些原则作为基石而努力。他们为后来的每一代人指引了方向—引导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在我们面临未知的时候让我们奋勇向前。

当技术突飞猛进，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些传统。我们需要将技术的进步与我们的原则同步起来。奥巴马总统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谈到了需要建立起一个建立“在每一位个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尊之上”的和平世界。我在乔治敦大学关于人权的演讲中也看到了我们必须找到方法让人权落在实处。今天我们认为要在21世纪的数字化前线保障这些自由是当务之急。

世界上有许多其他的网络—有些帮助转移人员或资源；有些则帮助有共同兴趣或协同工作的人们相互沟通。但是互联网是可以扩大所有其他网络的能力和潜能的放大镜。这也是为什么它为其用户保障了基本的自由。

言论自由

基本自由中的首条就是言论自由。这些自由不再仅仅定义为公民是否可以到城市中心广场批评政府而不担心受到报复。博客、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短信已经为交换思想打开了新的论坛—也为审查制度创造了新的目标。

就在今天我讲话的时候，政府审查者则正在拼命从历史纪录中抹去我的话。但是历史自身已经谴责了这些伎俩。两个月前我在德国庆祝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聚集在那个仪式上的领袖们赞扬了曾经在屏障物的远端，透过传递被称为地下出版物的小册子为反对压迫做出榜样的勇敢的男女们。这些小册子质疑了东区的独裁者所宣称的动机，许多人因为散播它们而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这些话穿透了铁幕的水泥墙和铁丝网。

柏林墙代表了一个分裂的世界，而它定义了整个时代。今天，这个墙的残存部分就保留在这个博物馆中——这才是属于它们的地方。我们时代的新的标志性基础设施是互联网。

它代表的是连接而不是分裂。但是即使网络在全球各国迅速扩张，虚拟的围墙也正在替代过去实体的围墙而被竖立起来。

一些国家建立了电子屏障，防止他们的人民接入到世界网络中。他们将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的中删去字句，名字和短语。他们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而这些人不过是发表了一些非暴力的政治性言论。这些行为和世界人权宣言相违背，这一宣言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有权“从任何媒介寻找、接受、传递不论国界的信息和思想。”随着这些限制性行为的扩张，一张新的信息铁幕正在把世界分离。越过这些屏障，录像和博客帖子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地下出版物。

正如过去的独裁统治一样，政府们把目标对准了运用这些工具的独立思考者。在伊朗总统选举之后的示威中，小小的手机记录下来一位年轻女子被血腥谋杀的场面，成为控诉政府的残暴的电子起诉书。我们看到报道说，生活在国外的伊朗人在线贴出对他们的国家领导人的批评，他们在伊朗的家人却被隔离在传播之外。尽管有来自政府的高度恐吓，伊朗的勇敢的公民记者们持续地使用新技术向世界和其他公民们展示在他们的国家发生了什麽。通过为他们自己的人权而疾呼，伊朗人民鼓舞了全世界。

这种勇气正在重新定义技术可以怎样用来传播真理和暴露不公。

所有的社会都认识到言论自由有其边界。我们不会容忍那些向他人鼓吹暴力，如基地组织这些人——在此刻——正在用互联网来屠杀无辜人群。基于种族、性别、或性取向而将目标指向个人的仇恨性言论是应当受到指责的。很遗憾的事实是，这些问题也是这个国际化社区必须一起面对的与日俱增的挑战。那些用互联网来招募恐怖分子或散布窃取来的知识产权的行为离不开网络的匿名性。但是这些挑战不应该成为政府有系统的侵犯以互联网来实现和平的政治目标的人们的基本权益和隐私权的借口。

宗教自由

正如总统在开罗所说，“宗教自由是让人们可以共同生活的核心。”在我们寻找可以扩大对话的途径时，互联网可以提供不可估量的前景。我们已经开始让美国的学生和穆斯林社区的年轻人在世界范围内讨论全球性挑战。我们会继续用这一工具在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中鼓励探讨。

但是，有些国家，却利用互联网来搜寻和掐掉人们的信仰。去年在沙特阿拉伯，一人因为在博客上贴出了关于基督教的内容而被投入监狱。在哈佛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沙特政府屏蔽了许多关于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的网页。越南和中国等国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限制接触宗教信息。

正如技术不应该被用于惩罚和平的政治性演讲，它们也不应该被用于迫害和压制宗教少数团体。信者总是可以在更高层面上的网络中遨游。但是像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这样的连接技术可以人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提升崇拜神的能力，让有相同信仰的人们聚集，从有其他信仰的人那里了解更多。我们必须努力推进线上宗教自由，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那样。

免于贫困的自由

当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生活中还没有这些技术。在我们的世界，才华可以平等的传播，但是机会却不能。从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当人们不能接触到知识、市场、资金和机会的时候要提升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常常力不从心，有时是徒劳无功。在这一点上，互联网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机会均分器。让人们能够接触到知识和潜在市场，网络可以创造出从无到有的机会。

去年，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在肯尼亚，当农民开始使用移动银行技术，他们的收入增长了30%之多。在孟加拉，超过300,000的人通过手机注册学习英语。在非洲的撒哈拉，女性创业者用互联网获得小额贷款，与全球市场相连。这些进步的例子都可以被成千上万处于世界经济金字塔底部的人民拷贝。在许多情况下，互联网、手机和其他的互连技术可以做到绿色革命为农业实现的经济增长。你现在可以以非常低的投入获得巨大的产出。一项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社会，手机增长10%可以创造出人均ＧＤＰ接近1%的年增长率。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点，对印度来说，这一增长率可以被转换为每年增加约100亿美元。

连接全球信息系统就象现代化的一个坡道。在这些技术出现的最初的岁月里，许多人认为他们将把世界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这没有发生。今天使用中的手机有40 亿台—许多是小供应商，三轮车夫和其他从传统眼光来看不能获得教育和机会的人。信息系统已经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水平仪，我们可以用它来使人们脱贫。

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有很多理由充满希望，利用通讯网络和互联技术人们可以获得怎样的成就。但是总有人会利用全球信息系统而行不义。暴力的极端分子、犯罪联盟、性侵犯者和威权政府都想利用全球网络。正如恐怖分子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执行他们的阴谋，暴力的极端分子利用互联网来推行激进和恐吓。当我们努力推进这些自由时，我们必须和那些以通讯网络为破坏和恐惧工具的行为作斗争。

政府和公民必须充满信心，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核心系统是安全的，适应力很强。这些系统比那些攻击网页的小黑客们要强大。

如果我们不能信赖信息系统的安全性，我们在电子商务中采用网上银行，和守护价值几百亿美金的知识产权的能力就危在旦夕了。

针对这些系统的干扰要求政府、私人机构、和国际社会的协同应对。当骇客罪犯和组织一起攻击系统想获得盈利时，当儿童色情和的非法贩卖女人/女孩的社会顽疾转移到网上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来帮助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合作。我们对欧盟的《网络犯罪条约》而鼓掌。这能协助追讨这些违法行为而进行国际合作。

作为政府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有专门的部门来加强全球网络安全所需外交解决方案。超过半打的不同机构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协同工作，两年前我们设立了一个办公室来协调虚拟世界中的外交政策。我们已经向联合国和多边论坛提出了这一议题，将网络安全设进世界的日程中。奥巴马总统也任命了一位新的全球网络空间政策协调人，他将帮助我们更紧密的工作确保我们的网络自由、安全和可靠。

政权、恐怖分子和那些作为它们代理的人必须知道，美国会保护我们的网络。那些想在我们的社会和其他社会中干扰信息自由流动的人是对我们的经济、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威胁。参与了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将承担后果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相互关联的实践中，对一个国家的网络进行攻击就是在攻击所有。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会在国家中创造行为规范，鼓励尊重全球互联的共识。

互联的自由

我今天想讲的最后一个自由是从前面我已经提及的4个中引申而来：互联的自由—政府不应该阻止人们连接到互联网、网站或彼此相连。互联的自由就是网络空间的集会自由。它让每个人都可以上线、相会、有希望在进步之中合作。一旦你上了网，你不必成为一个大亨或摇滚明星就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位13岁的男孩引爆了针对孟买恐怖袭击的最大规模的公众反响。他用社交网络来组织献血和捐献宗教性的慰藉书籍。在柬埔寨，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将全球190个城市超过1,200万人聚集在一起抗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恐怖运动。这一抗议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恐怖主义示威。接下来的数个星期中，FARC在其军事行动的十年里出现了最多的逃跑和离队情况。在墨西哥，一位受够了和贩毒关联的暴力行为的匿名的公民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滚雪球似地成为了横扫这个国家32个州的大型示威。互联网可以帮助人性对抗暴力和极端主义。

在伊朗、摩尔多瓦和许多其他国家，在线进行组织都是推进民主，让公民有能力抗议可疑的选举结果的重要工具。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有着成熟的民主体系的国家，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工具改变历史的力量。你们当中应该还有人记得2008年的总统选举……（笑）

保障接入这些科技手段的自由能够改变社会，对每个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我最近听说了一位医生近乎绝望想要为他的女儿诊断罕见的疾病的故事。在咨询了24名专家之后，他还是没有获得答案。他最终得到了诊断——和治愈良方——用的是互联网搜索引擎。这也是为什么自由接入搜索引擎的技术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将原则应用于政策

今天我已经提出的这些原则将指导我们应对互联网自由问题和使用新技术的策略。我还想讲一讲我们如何把它们应用在实践中。美国已经承诺提供民主的、经济的和科技的资源来推动这些自由。我们是一个由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和分散在全球利益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要有这样的理念作为前提，当人们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增加时，不会有哪个国家比我们受益更多。在冲突分隔了各国时，也不会有哪个国家肩负着比我们更重的使命。

我们就在获得和互联随之而来的机会的最佳位置。随着这么多新科技的诞生，我们的责任是监督它们以善的方式被应用。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为21世纪的治国之术而发展能力。

重新编制我们的政策和优先级并不容易。为新技术而做调整从来都不容易。当电报被发明的时候，在外交圈里它引起了焦虑，因为每天都要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这种前景看起来不大受欢迎。而就象我们的外交官们最终掌握了电报技术，我有很强的信心世界也能从这些信息技术中挖掘到潜力。

我很骄傲，国务院已经在帮助40多个国家中受政府压迫而沉默的人。我们在联合国中也将提起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包括将互联网自由作为我们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第一份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

我们也支持发展新的工具，能够帮助公民实现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绕过含政治目的的审查，我们将在全球奋发努力，确认需要工具的人们能够得到它们，用的是本地语言，能获得为了他们安全进入互联网所需的培训。美国帮助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美国人民和那些审核互联网的国家都应当明白，我们的政府为能提升互联网自由而自豪。

我们需要把这些工具放到全球使用它们的人士手中，让他们以此来推进民主和人权、对抗气候变化和灾难，实现建立奥巴马总统所说的无核世界的目标，以及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宣布：到明年，我们将和产业伙伴、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形成联盟，加强互联科技的能力，并把它们应用在我们的外交目标上。依靠移动技术、绘图软件和其他的新工具，我们可以让公民如虎添翼，充分体现出外交的杠杆效应。我们也能解决当前市场的创新不足问题。

让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创建一个手机应用，可以让人们在响应度，效率，和腐败程度上为政府部门评分。让这个想法成为现实的硬件已经在几十亿潜在用户的手中了。开发和使用一个软件相对来说更便宜。如果人们能够利用这一工具，能够带来让我们更好地部署外交援助、提高生活标准、为那些有责任心的政府鼓励国外投资——这些好处。但是，现在，手机应用开发商的没有经济动力自己来做这样的项目，而国防部缺乏一个机制使之成真。这一倡议能够帮助解决这种问题，在创新方面的有限投资将提供长期的收益。我们将和那些最适合做这一项目的专家们共同协作，我们需要人才和技术公司的资源及非政府组织一起实现最大产出。因此，所有在这个屋子里的人，你们都已获得邀请。

同时，对那些已经为推动我们的民主和发展目标而提出想法和正在努力的公司、个人和机构。国务院将提出一项创新竞争计划立刻地为这些工作而鼓劲。我们将邀请美国人发给我们他们最好的想法、应用和技术来帮助打破语言障碍，克服文盲率，通过提供人们所需的服务和信息而关联。比如说，微软，已经研发出了一个数字医生的原形可以为遥远的乡村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我们想看到更多类似的想法。我们将和这一竞争的赢家一起工作，提供赠款，帮助让他们的想法成规模地实现。

私人领域和外国政府的责任

当我们和私人领域及外国政府一起合作来锻造21世纪的国家治国之术时，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共同承担捍卫我今天所讲的自由的责任。

象信息自由这样的原则并非仅仅是个好政策而已，它们还是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利的商业机会。我们对此感受深刻。利用市场的手段，一家突尼斯的公开上市公司，和越南的一家在审核环境中运营的公司总是比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的同等公司的股价要更低。如果公司的决策者不能获得全球的新闻和信息源，投资者们对他们的决策会缺乏信心。审核新闻和信息的国家必须认识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不存在审核上实行政治性的还是商业性的区分。如果你的国家中的商业从业者无法获得任何一种类型的信息，最终必将遏止增长。

美国公司正逐步地在他们的商业决策中更多地考虑信息自由的问题。我希望它们的竞争者和外国政府对这一趋势密切关注。

谷歌最近在重新审视在中国的商业运营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就是最新的例子。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对让谷歌提出这一声明的网络攻击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互联网已经是中国的巨大进步的源泉，有这么多人可以上线，这真的很好。但是，国家限制信息自由和违背互联网用户的基本权利，让他们面临这样的风险从下个世纪中的进步中把自己隔离开来。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希望能够坦承地持续地就这些分歧交换意见。

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关于信息自由的；这是关于我们将在哪种世界中栖身的问题。这是关于我们是否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能够团结我们所有人的共识中的问题；否则在一个被分裂的星球中，接触到信息和机会要取决于你在哪里生活和绕过审查的能力。

信息自由支持和平和安全，为全球进步提供了平台。历史上，信息的不对称是导致利害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我们面临着严重分歧和危险状况，在冲突中的双方能否获得同样的事实和观点变得至关重要。

在这一点上，美国会考虑由外国政府提出的观点—我们不会试图屏蔽他们和美国人民的交流。但是在受屏蔽的公民社会中就缺乏对外界论点的了解。例如，在北朝鲜，政府想完全的让公民与外界分割开。这种一面倒的信息增加了冲突的风险，让小的争执可能扩大化。我希望希望全球稳定的负责任的政府能够就解决这一不平衡而作出努力。

对于公司来说，考虑这一点不仅是为了占领了道德高地；而是公司及其客户之间的信任问题。所有的顾客都要以复杂的搜索结果和依靠他们所得到的信息而决策。能够获得这一信任的公司将在全球市场中繁荣不息。不能做到的就会失去它们的客户。我希望拒绝支持有政治动机的内容审核能成为美国技术公司的商标名片。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国家品牌。我对全世界的消费者将为那些尊重他们的原则的公司而授予回馈而充满信心。

我们以谷歌重振互联网自由力量作为一个平台来解决全球性的对互联网自由的威胁，并呼吁美国媒体在面对外国公司要求审核和监管的情况下提前行动。私人公司也要分享捍卫言论自由的责任。当它们的公司行为可能破坏这一自由的时候，它们需要考虑什么是正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追逐短期利益。

我们还鼓励正在以全球互联网倡议形式在做的工作—这是一个由技术型公司自愿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学术专家和社会性投资基金对抗政府要求进行内容审核的项目。这一倡议不仅仅是原则声明，还建立起机制载体来提升真正的可信感和透明度。作为我们支持有责任心的私人领域介入到信息自由中的承诺之一，国务院将在下个月让副国务卿Robert Hormats 和Maria Otero联席主持一次高层次会议，将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聚集到一起来谈论互联网自由。我们希望能够共同解决这一挑战。

结语

追求我今天所谈到的自由是正确的事。

也是聪明的事。推动这一计划，我们将我们的原则、经济目标和战略优先级统一到了一起。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由网络和信息将人们联系得更紧的世界，扩展我们对于社区的定义。

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全世界的人们和我们一起提供知识和创造力来重新构筑全球经济，保护我们的环境，对抗暴力极端主义，共建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其天赋潜能的未来。

让我在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向你提起那一位从太子港的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小姑娘。她还活着，与她的家人团聚了，将会有机会重建她的家园，因为这些网络能够将原来的声音挖掘出来并扩散到全世界。没有国家、组织、或个人会被埋在压迫的废墟下。我们无法在人们被审查的高墙隔离在人类大家庭之外时还袖手旁观。我们也不能仅仅对此保持沉默只因为我们没有听见他们的呼喊。让我们再次承诺致力于这一事业。让我们将这些技术作为推动整个世界的真正的进步力量。让我们一起向获得这些自由而前进。

【完】问答的部分和国际评论以后译者会再发专文补充。订阅译者：email2:xiaomi2020@gmail.com；或翻墙访问：http://yyyyiiii.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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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演讲过程中的实时同声传译：

整理基本完毕感谢推特上的 @xiaomi2020 感谢贝大鼻子的人肉同步Documents 感谢Google 牛X的技术
想不明白怎么实现的在线保存又能在已发布的文档里更新内容。。。。

1月21 日22：30开始

早上好，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亲耳听到国务卿对于自由的讲演。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个地方也非常适合这一讲演。

newseum也是对于在报道中死亡的记者的纪念。

在互联网的时代，可能角色有所变化，但使命并没有变化。一个好的报纸可以提供信息，然而人们可以自由决定。

互联网自由和全球接入是自由的基石，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我们今天在这里，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大家做这个演讲。

谢谢介绍。在这样的灯光下，我没法看到所有的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前同事。很多人为了互联网的自由而努力工作。几位议员也来了，还有大使。中国、柬埔寨、摩尔多瓦等国的互联网自由项目的负责人员也在这里。

我想讲一讲海地。

美国政府和一些私人公司一起重新建立了海地的通讯。网络在地面上一个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通讯，政府无法和NGO等联络。在地底下被埋了7天的小女孩通过短信发出求救。

在一个世纪之前、即使一年前、我们都不能想象一个被困在超级市场里的女孩儿可以利用通讯来救命。今天信息网络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他和中国的网民举行了网络会谈。

但是这些工具也被用来阻止人们的自由。现代的通讯技术既可以做坏事的做好事。同样的网络可以让基地组织进行恐怖活动。

中国，越南等国都有网络审核。在埃及，监狱的恶行……那么网络到底可以在今天起什么样的作用？

让我们回到这些核心价值开始的地方，我们的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是保障人权。我们必须回到历史中寻找我们的价值。

还必须找到方法让人权成为现实。今天我们急需在21世纪中保障同样的价值。互联网可以为所有的人提供信息。这些人不应该被国籍、宗教所阻隔。

两个月之前我去庆祝柏林墙被推倒，很多人为此贡献良多，柏林墙是一个分割的社会的象征。现在，审查制度就象一面隐形的墙。

网络审核阻止了信息的传递，政府利用这些防止视频和博客的传播。在伊朗，是网络让我们看到了流血的女孩。而这个时候她的家人，却无法知道。

所有的社会都知道言论自由有一定的限制。我们不能容忍暴力的，如基地组织利用网络攻击平民。但是和平的言论应当被听到。

宗教自由也是普世价值。互联网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间架起桥梁，我们已经把美国的学生和穆斯林的学生用互联网联系了起来，但是有的国家却用互联网来迫害，如越南、中国将那些发表博客的人关进监狱。

天才可能会在全世界传播，但是机会却不平等。在这一点上互联网可以成为一个让大家平等的工具。

在南非，妇女们用手机来申请小额贷款。这些都是技术可以为人们带来更多机会的例子。

世界银行发现10%的手机用户可以提升1%的GDP。对印度来说，这是巨大的提升，今天，全球有40亿手机。

我们有理由充满希望，但是，有些人还要用信息技术作为让人恐惧的工具。

他们利用网络的公开性，窃取知识产权，同样那些色情狂利用网络跟踪妇女和儿童，或以此获利。

国务院有很多人为此而工作。两年前我们设立了这项特别的项目，让我们能够保证每一个人的网络都是安全的、自由的。

在一个由互联网连接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形成全球的互联网共识。包括：能够连接的自由，就和能够集会的自由是一样的，不过，是在网络空间中。

也不必成为一个大亨或是摇滚明星就能聚集起很多人。在墨西哥，一位受够了贩毒的普通人的邮件形成了雪球，让很多人上街抗议。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08年的总统竞选，那一次网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医生，想为他的女儿确诊病情，是搜索引擎最终让他找到了答案和治愈的方法。

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在全球的合作中受益更多。我们有责任让这种联系保持。

我们在联合国提出互联网自由对于保障全球人权的重要性。保证这些工具可以让那些需要的人得到。

明年，我们将和私人公司，NGO一起工作形成一个网络，比如利用手机来举报腐败。

我们将举行创新竞赛让那些已经在这么做的私人公司、组织可以提交他们的创新做法。

在我们做这个工具的同时，我们还要保卫自由。

互联网的商业也是有用的。对于那些审核信息的国家来说，信息的缺失对于经济也是损害。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仔细考察谷歌对中国提出的指控。有这么多中国人现在可以上网，但是中国政府屏蔽了自由的信息。

我们生活在只有同一个互联网的同一个地球，有着同样的普世价值。

这种隔绝，如柬埔寨，想要完全地把国家和外界的信息独立开，实际上是在创造冲突。

对于那些有着失去顾客的担心的人来说，他们最终会失去顾客。美国公司需要制定全球化的品牌。

我们呼吁公司应当考虑长远，而不只是盯着眼前的利益。

结语:那个从废墟下活过来的女孩将会活下去、并长大，因为网络可以把被掩埋的声音传出来，让我们一起为后代创造所有我们可以提供的机会。

问答阶段

提问单元：

Q：也谈到了网络上的不义行为，也谈到了审查，这讲下如何平衡它们吗？
A：我们能够制定出一些基本的准则，但是如何实现它们还需要大家的帮助。

Q：一些国际组织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比如WTO？
A：不能符合条件的公司应该得到惩罚。正如生产不卫生的产品的公司一样。

Q：利比亚的人权论坛维护者，我们被骇客了多次，如何可以帮助这些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获得自由的网络？
A：这正是我们要努力制作的。

Q：从越南来，我们有人因为发言而被判处了10几年的监禁，怎么帮助他呢？
A：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害怕，和妥协。我会鼓励那些政府，如果不同意博主们的说法，去和他们辩论。越南在过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Q：我在中国做生意，但是我手下的人被抓起来，设备被拖走，国务院可以做什么？
A：我们和中国谈过多次。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在个案上，我们会持续替你们发言，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将争取与中国达成共识。

Q：对年轻人的网瘾怎么看？ ———-怀疑这是中国家长代表提的问题。。。。。。。
A：不应该一个单纯的阻止。家庭和教育都应当理解技术的力量，了解网络世界，与年轻人一起进步。

twitter又挂了!

无耻的体重 — Wed, 20 Jan 2010 20:36:21 +0800

TWITTER已经有段时间没挂了，没想到今天又挂了！哀悼中.

发现了Yahoo!的音乐播放器

无耻的体重 — Wed, 20 Jan 2010 18:38:19 +0800

偶然间发现了Yahoo!的音乐播放器，不用复杂的代码，几行超链接就搞定了，只要你的博客能支持JavaScript就能用。

第一步

<a href=”http://dl.dropbox.com/u/2351504/%E6%95%85%E5%B1%B1%E3%81%AE%E5%A4%8F.mp3″ >故山の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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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dl.dropbox.com/u/2351504/%E7%81%AB%E6%B3%95%E5%B8%9D%E6%BF%80%E6%83%85%E7%89%88.mp3″>火法帝激情版</a>

第二部:然后在适合的位置加入

保存，刷新一下试试看!很赞吧！
故山の夏
 火法帝抒情版
 火法帝激情版

更多的用法可以参考Yahoo! Media Player的官方wiki
http://yahoomediaplayer.wikia.com/wiki/How_To_Link